Month: July 2018

我和剑强分别躲在两辆当地村民的货车里头。司机说帮我们逃票。泸沽湖是我们的目的地，只有当地人可以只有进出，外人都被当作游客，一律收门票。我的身边还坐了其他人，都是司机拉上来的“自己人”。一群的当地人挤在一块，这样就容易瞒过检票员。那么大的一个居住环境，建了一条直达门票入口的道路，中国的旅费概念令人无奈。我不敢想象，如果来到了金马伦山脚下就被征收门票是怎么一回事。​我瞒过了检票站，司机把我们放在一家宿院子里，接着向我们收取一个人的门票费，说是帮我们省下一半的费用。我们给了他。​泸沽湖有一个叫唐斌的人，是我们要找的人。剑强的一个中国朋友曾经对他说过，如果有一天去泸沽湖，记得到“湖思茶屋”去找一个叫唐斌的人。

那是一个像谭伟那样远离城市投身的少数民族地域的男人，他们同样开了间让人留驻的小旅馆，而且只收留珍惜环境和文化的旅人。我是后来听唐斌说起他妻子把“不合格”的闹事者赶出旅馆，才了解他们的“营业方针”。​“湖思茶屋”很好找，因为所有的屋子都建设在湖边，听说在这个叫大落水的村子就只有72湖摩梭人家。我们推开大门，里头是摆放了几张朴实木桌椅的餐厅，一个相对瘦的中年男人正站在桌面上抬头安装电灯炮，他就是我们要找的人。​剑强对唐斌说出介绍他到此的朋友的名字，唐斌啊一声，说对方才离开不到两个星期，遗憾我们没碰上。“你们一定赶了很远的路，我叫人带你们去看房间，合适的话就住吧。”说罢唐斌就叫一个打工的小妹带我们到后面的房间去。

这里的房子全是摩梭人的传统家屋，叫“衣度”。落水村几乎全村都靠旅游业为主，除了两户人家的衣度在大路以外的死角，其他人家都把家改造成民宿旅馆。​一般的摩梭人的居所是四合院的格式，分为母屋、经堂、楞屋和畜厩。作为正方的母屋，是最重要的构成部分，是生老病死以及举行人生最重要的成年礼的所在地。现在这些招待游客的衣度都改造过，主要的传统格局在饭厅背后的院子。​我来到摩梭人居住地方，对他们一点都不了解。唐斌告诉了我们一点关于摩梭人的习俗，后来阅读了如此做研究的香港人周华山所写的书，才大致了解了。周华山在泸沽湖收集资料时常住在唐斌这儿，和他共同为这里的摩梭人付出一份绵力，比如安排自愿教师到此教书。​泸沽湖海拔2700米左右，

夜晚寒冷，我们和唐斌以及一个香港游客坐在一起，喝着啤酒聊天。不知是否受寒还是奔波劳累，我竟然大吐一场，还发烧病倒了，结果隔天疲软瘫痪在床上。唐斌的妻子煮了粥给我，还有牛奶，我能吃，只是身体乏力。剑强到处去拍照，我留在房里把周华山的书给啃完。​摩梭人恐怕是世界仅存之一的母系社会结构族群，也就是以女性为家庭的轴心的最高地位者，和我们目前的父权社会相反。最令外面世界好奇的是他们实行走婚制度。​男子看上了某家姑娘，会在深夜时分，趁她的家人都睡着后，潜入屋子里去敲他的房门。如果姑娘喜欢对方，就会开门让男人步入她的闺房。两人欢好后，男人必须在天亮前悄悄离开，不能吵醒女方家人。他们一辈子都不结婚，女人也不会住在他情人的家。

如果女人怀孕生了孩子，男女婴都将留在女方家。因此，摩梭人的家里没有父亲、妻子、丈夫、女婿、媳妇等角色；也没有父子、父女、夫妻、婆媳、翁媳等父系关系。​女性在社会拥有很高的地位，因为她象征命运的泉源。家里除了祖母或母亲，舅舅的地位最高。女性掌管家里的大小事务，而舅舅就扮演一个父亲的角色，家里的孩子叫舅舅为阿乌，意思可以同时时舅舅，也可以是父亲。​摩梭语言中没有生母、养母、后母、继母之分，孩子生下来后就是大家的孩子。孩子称呼他们的亲生母亲、姨姨、祖母都是叫啊咪，也就是妈妈的意思。所有的妈妈施予同样的教导和管护，以及爱和关怀。​围绕泸沽湖一圈大约是50公里，好几个大小不一的村寨依湖而建。唐斌建议我们到另外一个叫小落水的村子去，

说摩梭人会乐意招待我们。​“摩梭人很好客的。当年旅游业还没盛行，外人到来，他们就把家里最好的食物拿出来款待客人。他们并不富裕，却宰羊宰鸡招待客人，还撑了猪槽船或牵马接待游客。人们给钱他们，他们就涨红了脸，认为别人侮辱他们的感情。”唐斌在这里生活了很久。最了解他们的品性。“渐渐地，白吃白住的好消息传开了，大家蜂拥而至，外人就利用摩梭人的善良好客恣意妄为。最气人的是，他们都以为走婚就是一夜情，抱着猎奇的心态来寻欢作乐。”唐斌经营餐厅，见惯摩梭人被欺负的情况。“外人和摩梭人一起吃喝，结账时摩梭人一定抢着付，外人就顺水推舟不争了。摩梭人不富有呐。”​我静静地听着，直到我入住了小落水村的曹老师的家，我才真正了解摩梭人的慷慨和热情。
​

元阳附近有好些村寨，如菁口、土戈寨、老孟、黄草岭、嘎娘、多依存等。加上更远的地区和村寨，形成方圆两百多公里的广袤梯田山区。那是各少数民族，栖附哀牢山脉，花了几个世纪的时间，锄耕开凿出来的艺术。​逛走山岭各处，群山体的褶皱明显，层峦叠嶂，放眼望去，梯级般的梯田苍苍茫茫绵亘千里。梯田的开辟等如雕琢山脉，同时顺着山体和泉水的自然规律而开拓，是非常高智慧的农耕。哈尼族是梯田文化是当中的佼佼者。​哈尼族把坡地改为平台，利用丰富的水资源，修渠引水，使平台成为种植水稻的摇篮，他们首先在山梁的缓坡地上修造平台，种植一段时间的旱地农作物，使平台的基础稳固下来，并热化土壤。接着从山梁两侧修建水渠，把菁沟的溪水引到山梁下。

之后翻挖台地，把水引出来，和泥打埂，蓄水满后变成了水田。​田地可以种植稻米，还可以同时养鱼。哈尼族从谷地江河捞鱼苗和鱼籽，放入田中，任其和稻谷一起生长。放有鱼苗的稻田水口，用竹篱笆隔住，山水中的浮浮游生物和稻谷花就是鱼儿的食物。到了稻黄秋收时，割去稻谷，堵住上方流水，放干田里的积水，就可捕鱼归家了。​哈尼族的女人勤劳过人，人们都说他们的背脊上背负了四层负担：一是背着梯田，而是背着清泉，三是背着寨子，四是背着后代子孙。​我和剑强两人高高弟弟的爬上爬下，踩到细长的天根中摇摇摆摆蜿蜓而走，从一座山走到另一座相连的山。一天下来，可以跨越好几座千多米高的梯田山群。这当中的雷也不用细说了。

​现在是下秧时节，妇女们都半膝浸在泥沼里插秧。她们鲜艳的服饰在田地里绽放出活力，高兴的话还唱起山歌民谣来。未下秧的田灌满了水，像一面明镜，反射出粼粼波光。​由于海拔高，梯田地带的其后可以一日发生四季的变化。插秧的妇女对天气的知觉很是敏感。有一次我们看见乌云满天，以为要下雨了，剑强赶紧收拾他的相机，和我一起寻找可躲避的地方。但田里劳作的妇女却头也不抬继续工作。后来乌云飘到另一个山头去了，并没有下雨，另有一回，天气晴朗地令人欢喜，剑强站在田埂里取景拍照。突然田里劳作的妇女对我们喊道：“下雨咯！赶紧走吧！”然后他们就收拾工具准备离开田地。我们抬头观察天色，想到之前厉害的乌云都下不了雨，

现在不过起了点风，不可能下雨的。我们不理会庄稼妇女的劝告，依然游走山田。结果风越刮越强，走在只有一个脚步宽的田埂中几乎被吹倒。不久雨就洒了下来，淋湿了无处可躲的我们，狼狈地直打哆嗦。去赶是另一个观察少数民族日常生活的好地点。每个不同的村寨，每个星期都有一天或两天的赶集，不同的村寨的赶集又以不同的民族为主。我们向谭伟打听消息，哪里有赶集就打车前往。市集充斥了少数民族的缤纷色彩服饰。他们有的牵了载满货的马匹、炉子来做买卖、有的侧背了竹箩来采购。年轻的少女最引人瞩目，因为他们的衣裳最鲜艳。少女爱都留在布摊和首饰摊前，选购布料和花边彩带。以往少数民族都自己养蚕抽丝，一针一线刺绣出属于自己民族特有图纹，

也自己印染布料。现在时代进步了，她们可以更广泛地选择不同质感的布料，比如发亮的晶片布料就最讨他们的欢心。也因为这个原故，不同民族的服饰差异也逐渐缩减。​剑强每次提起相机，少女们就掩面相互奔走，躲避他的镜头。他只好躲在别人的摊位角落，拉低了帽子，试图把自己的身影融入市集当中，伺机等待。​我不管他，自个儿逛街，一会儿买饼干，一会儿买糖果，都塞进嘴里去。这里的人都说云南话，他们的平上去入发音的普通话不一样，像唱歌那样。我问布摊老板一条花边多少钱，说：“食块。”我问：“十块？”他重复说：“食块。”我再问：“四块？”他大声回应：“食块啦！”​没有赶集的时候，我们就坐在谭伟家的露台观看云海。天冷的时间，

露台外一片云海聚拢，让整座山城消失了，白茫茫像浮坐在云层上空。肚子饿了就去大街的“小余饭店”，那是一个干练的僳僳女人开的小餐馆，谭伟每天两餐就在这里解决，他们的住客自然也都在吃饭时间自动出现。每一次，我们都一起叫上了好多的菜和肉还有汤，和几个同住的游客一起享用。谁要是不能来，之前都会通知一声，怕别人猜测你来还是不来，不知该点多少的菜。入夜时分大伙们就聚在客厅聊天或看电视，有时就计划明天该到那个村寨去，谭伟有时会有访客，比如一个想学习英语的当地男孩就常来找他，他就把他介绍给老外认识，然后就进自己的房，任由男孩和老外沟通。还有一个长期居住在泰国北部的美国人，刚出了一本研究少数民族的著作，和谭伟惺惺相惜，每隔一段时间就回来探访他。​如此悠闲的生活，都不想下山了。

凌晨两点多，剑强叫醒我。我睁开眼睛，惊慌地坐了起来。四周一片黑，躺在我隔壁卧铺的老兄鼻鼾声正浓。巴士已停了下来，黑暗中我赶紧摸索在床铺下的鞋子。乱将鞋子套在脚上，跌跌撞撞跨国卧铺间的大包小包，下了车。​“干嘛不早点叫醒我？害我那么匆忙。”我此刻意识还没清醒，站在空荡无人的坡路上，混混沌沌。“我也不是很肯定什么时候叫司机停车，所以没有来得及叫醒你。”剑强指着前面不远的房子，说：“那是谭伟的家。”谭伟是剑强几年前前在老挝认识的香港人，他后来到吉隆玻探访过剑强，我和他见过一面。谭伟年轻时在香港打拼，后来跑去欧洲去工作，先后累积了点积蓄。步入中年，人也累了，

就想找到一个宁静但花费又不高的地方过下半辈子。他一面旅行一面计划着自己未来要在哪里安定下来，剑强结识他的时候他还在寻觅当中。​后来，收到他的信透露说他在中国云南的元阳开了间小旅舍，开始在那片连绵梯田的山城研究少数民族。翻开地图，除非是特别详细的中国地图，要不然找不到元阳所在（新注：后来元阳是越来越出名了）。剑强后来曾经到元阳拜访他，拍了一大堆的梯田照片回来给我看，说下回有机会就带我去。​就这样，离开越南后，即使不是顺路，我们还是到了元阳。​剑强走到了屋子的窗户边轻声叫谭伟的名字。他不敢去按铃，免得吵醒旅舍其他的住客。

​
我们昨天给谭伟打过电话，他知道我们会很晚到来，没有睡等候着。他应声给我们开门，大家细声笑着打招呼。我们进了屋，昏暗中我发现屋子就一般的朱家格局，客厅有一张沙发和电视机，饭桌在开门口处摆放，一点都不像旅舍。“停电了，时常发生。”谭伟用广东话说。“很不巧，客房都满了，你们将就一晚睡在客厅明天就有空床位了。”说罢他就去了软垫和枕头被子，铺在客厅地上，说明天再谈，先睡觉。​我和剑强也没洗澡就倒了下去。阖上眼睑却睡不着，心里还想着越南的种种。我们在越南老街过关进中国的河口，越南关卡的官员故意刁难像贪污，把我们的护照丢在一旁不处理，任由我i们千等。我们有的是时间，况且剑强的名言是“用时间换取金钱”，就跟他耗吧。

最后官员看我们来在那里无动于衷，还是帮我们盖了章。一过关，辗转换了好多趟车，经过不同的市镇，才来到元阳。​“不知道伟斯和麻沙子他们到了没？”按他们在越南沙坝所提的计划，如果他们决定前来元阳的话，应该比我们早到。​“可能在其中一间房睡着呢。”剑强说。​山城天气寒冷，谭伟隐居在这里有两年了吧？有一天我累了，我会在那里安顿下来呢？这一路上，我会找到我心目中的梦土吗？​一夜无梦，醒来就见到伟斯和麻沙米。“早安，你们真的来了。”​“嘿，是你们！剑强，真谢谢你告诉我们这个好地方，真是太漂亮了。”麻沙米明显黑了点，但精神很好。​我跳起身来去洗漱，准备了他们一起到外面吃早餐。谭伟把地上的垫褥收掉，和我们一起过隔壁去吃油条豆浆。

一推开大门，没想到外面马路就是当天赶集的街道，穿着代表各自颜色服装的少数民族妇女就打眼前经过，各种方言钻入耳朵，买卖声喧哗热闹。有人拉了炉子来赶集，有的背了箩。放眼望去，对少数民族没有研究的人是很难分辨出谁是僳僳，谁又是苗、傣、瑶、壮、拉祜、哈尼。​我们一伙人坐在路边的油条摊位，喝着热腾腾的豆浆。麻沙米来了几天，学习了一点观察少数民族的本领，但还是不肯定，老师问一旁的谭伟以确定自己的猜测。辨别少数民族的身份只能从妇女下手，因为男人都不穿传统服装了。妇女们戴的帽子、穿的裙子、花纹图案、首饰配件都显示了他们的民族身份、年龄、婚姻状况、生育情况等。​谭伟为我们讲解了一点各族打扮的特点，他还制作了一个介绍相关常识的光碟，我后来硬啃了一下，但只要一走到街上，又混乱了，不知道是谁。

​
吃了早餐，我们找网吧上网，回复一些信件和看新闻。过后回到旅舍去，谭伟一斤收拾好两个床位给我们。除了楼下的三间房，楼上露台还额外搭建了一个放置了四张床的房间。谭伟共出租八个床位，即使住满了也没有太多人知道了元阳而大量涌入。能拖慢她的闻名进展就尽量拖。曾经有Lonely Planet的人前来要把他的旅舍纳入书内，但被他拒绝了。也有一些乱哄哄的团体前来，他索性说找错门了。​入住谭伟家（旅舍）的人都是通过信任的朋友介绍的。住了进来，谭伟会交一把开门的钥匙给对方，他很多时候有自己的活动，也不常在家。厨房里的饮料有住客自己冲泡，然后自己记录下来，退房离开的时候才一起计算，电话响了，在家的人帮忙留电话。

虽然无需帮忙打扫，但因为感觉像自己家，也会自动保持环境清洁。出门的时候，还会担心自己是否把门给锁上了。我喜欢谭伟开旅舍的概念，他把家胶托给住在里头的人，信任这些前来元阳的人是带着文明理性心态，而不是猎奇的一群。

临离开越南前，我们去瞻仰了胡志明。​我和剑强一大早从河内老区步行到巴亭广场，当年胡志明发动八月革命胜利以后，曾经在这里宣读《独立宣言》，宣告了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诞生。一个国家的独立往往带着激情和苦尽甘来的欣慰，胡志明是最能深切体会个中滋味的人。那一年，他55岁。​平宽的巴亭广场具有典型共产国家的凛然威严，四四方方的广场有无限的张力，而硬边切割出来供国家领袖在庆典时站立挥手的楼台，肃穆庄严地面对广场上等候参观胡志明墓的长长队伍。​排队的人很多，有本地人和外国人，学生团体也不少。进入陵墓参观有许多规矩，基本上只能两手空空的进去。广场一旁有寄放处，我们背着的小背囊必须卸下，连同里面的相机一起交给不太让人放心的柜台小姐。

​柜台小姐身穿白色越南传统服装，冷漠地将我们的背囊取了过来，然后丢下两张说明书开口跟我们要8000越南盾。我们之前探听过，也被提醒不要缴付任何费用给寄放处。我狐疑地问：“不是免费的吗？”​柜台小姐神色木然，说背囊是免费寄放，当说明书可不是。我知道他在说谎，用很肯定的语气回说：“不，那是免费的。”​后面陆续有人来寄放，柜台小姐不想黑我们在啰嗦，即刻把我们的说明书收回，丢下一个号码牌子，命令我们在11点之前前来领回背囊，然后转身不再理会我们。在他们国父安息的庄严地方，也要欺诈行骗，我在此感到气愤。​我慢步走到排队的人群里，跟着队伍鱼贯登上陵墓的梯级。胡志明将是我第一个瞻仰的无产阶级斗争巨人，在他之前逝世的列宁和之后的毛泽东，

都同样在玻璃棺柩内永远安息，同时迎接永无止境的注视。他们永不朽化的躯体，和永远留存的历史一样，将被无数人检阅、膜拜、评判、痛骂。在进入陵墓的门口时，警卫作最后一次检查，确实没有违法物品被带进去，同时警械参观者肃静。陵墓阴暗昏沉，只有正中央的玻璃棺柩发出微微的亮光，一个再也不说话的79岁老人平躺在鲜花堆里。​瞻仰的人群在围栏的隔离下无法近距离瞻仰胡志明，而且周围有警卫作出催促的手势，绕围而走的人群因此快步前进。我们花了将近一个小时排队来到这里，这没来得及把胡志明看清，就被推出陵墓外，连感慨一番的机会都来不及酝酿。​“你看清楚了吗？”走出陵墓，灿烂的太阳一时让人无所适从。​

“才怪。”剑强回答我。​我们首先赶紧去寄放处领背囊，柜台小姐依然目无表情，领了背囊我们也不道谢九州开了。​对胡志明的凭吊还没完结，他的博物馆就在巴亭广场的另一端。印象中，胡志明不像列宁和毛泽东那样，功过的争议之声反差很大。他的抗争重点更多是革命，先是获中国援助反抗法国争取越南独立，后来是抵抗美国的入侵。在博物馆内，我看见胡志明的诗稿。那是写于1942年的诗，那年他去中国同越南抗日革命力量联系，刚从广西的地方政府逮捕，尔后他在广西各县的18个监狱里被监禁了13个月。他在狱中写了一百多首诗，收集在《狱中日记》里发表。1942年前，胡志明不叫胡志明，他一生改过许多名字，仿佛为了显示自己在人生不同阶段应扮演的角色和思维转遍。他的原名叫阮必成。参加革命后又曾改名为阮爱国。1911年为了更了解外国世界的情况，他以阿三的名字跳上了一艘法国运输公司的商轮，

当上了厨师助手。他到过欧洲、非洲、美洲的许多国家，靠做伙食管理、帮工杂役、烧锅炉、旅馆待役、园丁、洗印照片等工作维持生活​我猜想1942年前后必定是他的人生关键一刻，因为他在1941年，他正式已胡志明之名进行革命工作，从此再也没有改名。1942年的《狱中日记》署名是胡志明，发黄的书页上是补拙的书写汉字，平平淡淡地写出在监狱里的心情。​“老夫原不爱吟诗，因为囚中无所为。聊借吟诗消用日，且吟且待自由时。”这是胡志明的《开卷》一诗。“昔君送我至江滨，问我归期指谷新。现在新田已犂好，他乡我作狱中人。”——《忆友》​胡志明被押解途中，小腿被绑吊在船栏上，经过岸边的乡村，看见了悠游自在的渔夫，如此写到：“乘船顺水往邕宁，

筋吊船栏似绞刑。两岸乡村稠密基，江心渔夫吊船轻。”​所有的诗作文字浅白，即使不了解胡志明，多少也可从中窥探到他的思绪。我和剑强一人一首轻声吟咏，越南人投以狐疑的眼光。他们现在都看不懂这个曾经跟这个有过上千人渊源的文字。胡志明遗憾的恐怕不只是这一点，当年他和中国所建立起来的关系是“越中友谊深，同志加兄弟”，从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中国一直是越南最主要的援助国。中国给与越南的援助包括武器、物资、兵力、建设，即使在最艰苦的大跃进时期也没有吝啬过。后来抗美战争刚一结束，越南却把中国当作新的作战对象，反排华火热地行。“为什么中国每次给予别国援助，到头来总是被反咬一口？”剑强不明白。​中国人恐怕也不明白。

无止境的烂路使我非常的懊恼，也非常的疲惫。每遇到一段可以顺畅的柏油路，我总会双手合十拜拜，希望可以一次一路顺风。但这样的奢求至多能维持两三公里而已,太阳偏西了，沿途的苗族牵着马匹回家，耕田的农夫也开始赶牛回家。而还在山路迎着寒风的我们，究竟还要翻越多少座山头呢？此刻我们已处在越南境内的最高点了。萧瑟中只听见风声，起伏的山峦像魁伟的巨人，冷漠注视两个赶路人。我陷入一种囹圄的忐忑不安里。当局了沙坝（Sapa）还有30公里的车程时，路况开始好转。浓雾开始弥漫山头，半山还见云海聚拢。冰凉的气温使发热的身体感到舒服，这几天坐在摩托车上长途跋涉，不知吸了多少灰尘和晒了多少太阳，幸好没有发病。​

来到沙坝市区，有点压抑建筑物如此整齐，还以为少数民族散布的地方会朴素一点，没想到映入眼帘的是一间又一间的纪念品店，还有播放摇滚音乐的酒吧和售卖披萨的餐厅。​这些到处林立游客专属地并不令我惊讶太久，但一看到穿传统服饰的芒族和苗族小女孩，正用流利的法语和英语跟游客攀谈时，我还真为了这个不协调的画面所产生出来的荒谬趣味失笑了。​我不能说我不喜欢沙坝，旅游业的带动，可以改变生活，也可以改善生活。我们不住在那里，少数民族的需求只有他们自己才最清楚，他们和我们一样拥有选择生活方式和权力。​隔天起了摩托车满山兜转，沿途都是苗族开拓出来的延绵梯田，一级一级都是农夫的智慧。下山时经过一些村落，

男人蹲在路边抽水烟，拉着马匹的妇女和马一样，身上戴了铃铛作响的饰物，当当啷啷回响在山林间。小孩最悠闲自在，奔走山头嬉笑取闹，走远了大人也不会呼喝，整个山头都是家园，哪儿回去走丢？​我们在沙坝遇上了伟斯和麻沙米，他们很喜欢沙坝，在这里逗留了一个星期不愿离开。苗族女孩带他们回家，又去了一趟徒步，现在和旅馆老板混熟了，正帮他制作介绍旅馆的网站。​越过沙坝北部，就是中国的云南。这片同一个脉接壤的土地，孕育了同样的民族与耕耘文化。我么过后会带着护照到山的另一端，拜访一个在云南落户开旅舍的朋友，他住的地方正是世界最大的田梯所在地段。剑强把云南朋友的地址给了伟斯和麻沙米，

虽然没有约定好，但我知道我们应该会再次在另一个国家的同个山脉，相见。​离开沙坝那一天，天气晴朗。休息两天，肌肉的酸疼减少了，精神也好多了。我们准备到距离沙坝100公里外的保河（Bac Ha），同样是少许民族聚居的高山地带。​途经老街（Lao Cai），这是我们回河内还了摩托车后，将乘火车批过关去中国的边界城市。剑强将摩托车兜送进小巷，发现三个法国人和一个日本女子坐在路旁的档口喝甘蔗水，我们把摩托车泊下来，对他们笑笑打个招呼。其中一个男的指着我们的摩托车，问：“你们两个共坐吗？才110cc的马力啊！”他们一行人的路线和我们一样，确实每人开一台马力110cc的摩托车。​“上山是有点吃力，但没多大问题，况且省汽油。”

剑强掌管财务，他常挂在嘴边的是：“用最少钱走最多地方。”另一句：“我们不富裕，只能用时间换取金钱。”​告别法日一伙人，我们继续上路来到保河。保河是继沙坝后另一个新崛起的旅游点，因为刚发展，许多建设还在进行中，灰尘很多，第一印象不好。​我们找到了隐秘安静的旅舍，一个同样乘骑摩托车的老外随后而至。旅舍就我们两户住客，自然打起招呼来。对方是法国来的，和宁平那个糊涂的年轻人同名，叫罗伯特。我们相约去吃晚餐，刚吃饱就刮起了大风。​一把片的乌云被狂风吹送过来，覆盖了整个天空，风雨欲来的压抑感遍布大地。我们一起回旅舍去，本来还想站在露台聊天，但风实在太大，越是邀罗伯特来我们的房间继续聊。我们是冲进房的，

关门时因狂风的阻力还费了一点劲。突然一道闪电划破天空，惊天撼地的轰隆雷响切断了电源。漆黑中听见玻璃窗被强风拍打的撞击声。三个人静静躲在房间不出声，抬头望着窗外，看见两片被掀起的铁鋅腾空飞起。我们你看我我看你，困在风声鸣咽的灾难里肃静。​楼上传来玻璃破碎的声响，我们还没意识到发生什么事，透过窗户看见对面餐厅的人向我们喊话，还不断指着我们的楼上，似乎要跟我们传达什么信息。剑强和罗伯特决定上去查看一下。我拉开半扇门让他们出去，接着又赶紧把门关上。不一会儿，他们全身湿淋淋奔回房里，说罗伯特的房间的玻璃窗户被打碎了，整个地上和床垫都湿透了。​“啊！外面的摩托车不会有事吧？”我想起外面的交通工具。

​他们俩转头又出去把摩托车安顿好，再回来喘气。​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天的狂风际遇一直深深留在我的脑海里。当时我在想，要是土崩的话，我将困在山城与外界失去联络。​往后，我和罗伯特的电邮来往，免不了绕着山城那一天的风雨而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