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母亲的孩子

一早见到唐斌,他说天气不好,可能要小雨了。他今天会送我们去小落水村。我们匆匆吃了早餐,就背上书包钻进停在后院的一辆吉普车,那是电视台前来泸沽湖拍摄《西部探险》时用的交通工具后来也没有驾走,就一直留在唐斌这里,唐斌就用它来在我们上路。从大落水村到小落水村,大约一小时车程,路况不好。半途有一辆大卡车挡在路中央,正把山边敲击小来的石块给搬上车停在一边,大家耐心等待对方把工作给完成。等了约莫半小时后,我们继续上路。颠簸一段路后,几栋简朴的摩梭人房屋开始出现。在一个转弯角,唐斌把车停在一户人家的门口。他下车把栏栅给推开,在上车驶进院子内。唐斌领着我们朝屋子走去,我看见屋外有一些鸡和小黑猪在窜走,

还储了很多木材。进入四合院规格的入口,左边是母屋,右边是睡房,对面是马廐,和猪廐,其围绕着中央的四方院子。我们提脚弯腰跨过一个门槛进入母屋,据说门槛的建设是为了提防鬼怪的入侵。摩梭人相信鬼是不会弯腰的,所以作为最重要的母屋,必须如此防范。房里昏暗,地上是泥土。一个老太太和我们打了个照面。“这是阿咪。”唐斌为我们介绍。我知道阿咪是母亲的意思,也是所有中年妇女的统称。一开口称呼对方,我们都是阿咪的儿女了。阿咪用当地语言和唐斌交谈,一面腾来腾去张罗,要不是煮开水,就是送瓜子。我们坐在火塘边,那是母屋最重要的地方。火塘是家庭成员一面吃饭一面商量事务的地点,是凝聚家庭力量的感情的中心。

火塘上方一个神灶台,摩梭人吃饭前会先将一点食物摆在那里,然后男左女右,依辈份之分而坐上方或下方。阿咪正忙着的时候,一阵轻微的婴儿哭涕声从屋角一边的床铺传来。阿咪叫我们别管他,然后转身走出屋子外。我坐了一会儿,忍不住走到床边打探。黑漆漆的角落依稀见到一团肉倘佯在污黑的被褥中,两只黑溜溜的眼珠见到人前来关怀,可爱的不得了。阿咪走了进来,见我抱着孩子,直说:“他脏呢。“我笑说:“我也脏哩。”这是真的,这一带都没有浴室设备,我根本没洗澡。也就在这个时候,孩子的母亲阿扎回来,他喂孩子啊沙姆喝奶后,就下厨给我们做饭。唐斌一直提醒他别太客气,随便弄简单的菜肴就是了。可是后来又是鸡又是猪肉,

气的唐斌对阿札和阿咪说:“你们下回那么客气的话,我就不来了。”但阿咪和阿札只是催促我们赶紧吃,转身又去忙了。”他们不一起吃吗?”我问唐斌。”他们就是客气,不好意思坐下来一起吃。吃吧,别等了。”吃饱后,唐斌就离开回大落水了,留下我们将和阿咪一家度过两天的时光。阿札送唐斌出门,然后告诉我们说:“曹老师去修马路了,要晚上才回来。”曹老师是他的弟弟,是全村唯一读过高中的人,现在在村子里教书。阿札说的修马路,是为一个叫二车娜姆的民族歌手而修的。二车娜姆是摩梭人,当年离开故乡出外闯荡,因为漂亮和歌喉嘹亮,结果在模特儿界及歌艺界闯出名堂,还远赴美国发展。现在人领取到了美国护照,想回来故乡开一家休闲宾馆,

顺带推广摩梭文化。村里人都希望二车娜姆能带动小落水村的旅游业,和大落水看齐。为了全村人民的未来,每一户人家就轮流派出一个代表,来帮她修筑马路。今天刚好是星期天,曹老师不用上课,就由他做代表。而隔天,轮到阿札去。我和剑强到外头走走,远远的看见一群人齐心合力开发一条新道路。我们翻上一座山坡,坐在那里静静地观看碧蓝的泸沽湖和变幻的云彩。我们彼此没说什么话,就这样坐了好长的时间。回到阿咪家,她又端上瓜子和茶水。我想和他聊聊。但他说的方言我实在听不懂多少。于是只好逗阿沙姆笑。只要阿沙姆一笑,阿咪就会跟着笑。一次可逗笑两个人,也算很好的沟通了。阿札从田里回来,忙着准备晚餐。我走过去想帮忙,

他说别弄脏了我。她们老是怕弄脏了我,我后来躺在他们为我准备的房间,床单都是雪白的,和阿沙姆躺在苍蝇纷飞的床铺不一样。阿札对我说,曹老师他哥哥的摩托车坏了,他得赶过去看看,要更晚一些才能回来。其实他嘴里说的弟弟、哥哥,都是为了方便我们这些汉人明白,实际上摩梭人没有兄弟称呼,所以兄弟都是以姐妹相称的。阿札和阿咪,还有阿札姐姐的11岁女人曹智,并没和我们一起坐在火塘处吃饭。她们依然会等我们吃饱后,将丰盛的菜肴收起来,自己则吃简单的菜饭。我知道说什么他们都不会听,希望熟络一点可以解除这道隔阂。上楼上的房间准备休息,木板墙上有明星海报,遮挡了一丝从隙缝吹进来的寒风。房间里有灯,是今年初才拉的电,

政府给予优待,暂时不收电费。突然尿急,披上寒衣走出房间找阿咪,问:“去哪里小便?”阿咪挥一挥右手,说:“随便。”我明了,就走到后院随便一个角落解决了。

硕果仅存的母系社会

我和剑强分别躲在两辆当地村民的货车里头。司机说帮我们逃票。泸沽湖是我们的目的地,只有当地人可以只有进出,外人都被当作游客,一律收门票。我的身边还坐了其他人,都是司机拉上来的“自己人”。一群的当地人挤在一块,这样就容易瞒过检票员。那么大的一个居住环境,建了一条直达门票入口的道路,中国的旅费概念令人无奈。我不敢想象,如果来到了金马伦山脚下就被征收门票是怎么一回事。​我瞒过了检票站,司机把我们放在一家宿院子里,接着向我们收取一个人的门票费,说是帮我们省下一半的费用。我们给了他。​泸沽湖有一个叫唐斌的人,是我们要找的人。剑强的一个中国朋友曾经对他说过,如果有一天去泸沽湖,记得到“湖思茶屋”去找一个叫唐斌的人。

那是一个像谭伟那样远离城市投身的少数民族地域的男人,他们同样开了间让人留驻的小旅馆,而且只收留珍惜环境和文化的旅人。我是后来听唐斌说起他妻子把“不合格”的闹事者赶出旅馆,才了解他们的“营业方针”。​“湖思茶屋”很好找,因为所有的屋子都建设在湖边,听说在这个叫大落水的村子就只有72湖摩梭人家。我们推开大门,里头是摆放了几张朴实木桌椅的餐厅,一个相对瘦的中年男人正站在桌面上抬头安装电灯炮,他就是我们要找的人。​剑强对唐斌说出介绍他到此的朋友的名字,唐斌啊一声,说对方才离开不到两个星期,遗憾我们没碰上。“你们一定赶了很远的路,我叫人带你们去看房间,合适的话就住吧。”说罢唐斌就叫一个打工的小妹带我们到后面的房间去。

这里的房子全是摩梭人的传统家屋,叫“衣度”。落水村几乎全村都靠旅游业为主,除了两户人家的衣度在大路以外的死角,其他人家都把家改造成民宿旅馆。​一般的摩梭人的居所是四合院的格式,分为母屋、经堂、楞屋和畜厩。作为正方的母屋,是最重要的构成部分,是生老病死以及举行人生最重要的成年礼的所在地。现在这些招待游客的衣度都改造过,主要的传统格局在饭厅背后的院子。​我来到摩梭人居住地方,对他们一点都不了解。唐斌告诉了我们一点关于摩梭人的习俗,后来阅读了如此做研究的香港人周华山所写的书,才大致了解了。周华山在泸沽湖收集资料时常住在唐斌这儿,和他共同为这里的摩梭人付出一份绵力,比如安排自愿教师到此教书。​泸沽湖海拔2700米左右,

夜晚寒冷,我们和唐斌以及一个香港游客坐在一起,喝着啤酒聊天。不知是否受寒还是奔波劳累,我竟然大吐一场,还发烧病倒了,结果隔天疲软瘫痪在床上。唐斌的妻子煮了粥给我,还有牛奶,我能吃,只是身体乏力。剑强到处去拍照,我留在房里把周华山的书给啃完。​摩梭人恐怕是世界仅存之一的母系社会结构族群,也就是以女性为家庭的轴心的最高地位者,和我们目前的父权社会相反。最令外面世界好奇的是他们实行走婚制度。​男子看上了某家姑娘,会在深夜时分,趁她的家人都睡着后,潜入屋子里去敲他的房门。如果姑娘喜欢对方,就会开门让男人步入她的闺房。两人欢好后,男人必须在天亮前悄悄离开,不能吵醒女方家人。他们一辈子都不结婚,女人也不会住在他情人的家。

如果女人怀孕生了孩子,男女婴都将留在女方家。因此,摩梭人的家里没有父亲、妻子、丈夫、女婿、媳妇等角色;也没有父子、父女、夫妻、婆媳、翁媳等父系关系。​女性在社会拥有很高的地位,因为她象征命运的泉源。家里除了祖母或母亲,舅舅的地位最高。女性掌管家里的大小事务,而舅舅就扮演一个父亲的角色,家里的孩子叫舅舅为阿乌,意思可以同时时舅舅,也可以是父亲。​摩梭语言中没有生母、养母、后母、继母之分,孩子生下来后就是大家的孩子。孩子称呼他们的亲生母亲、姨姨、祖母都是叫啊咪,也就是妈妈的意思。所有的妈妈施予同样的教导和管护,以及爱和关怀。​围绕泸沽湖一圈大约是50公里,好几个大小不一的村寨依湖而建。唐斌建议我们到另外一个叫小落水的村子去,

说摩梭人会乐意招待我们。​“摩梭人很好客的。当年旅游业还没盛行,外人到来,他们就把家里最好的食物拿出来款待客人。他们并不富裕,却宰羊宰鸡招待客人,还撑了猪槽船或牵马接待游客。人们给钱他们,他们就涨红了脸,认为别人侮辱他们的感情。”唐斌在这里生活了很久。最了解他们的品性。“渐渐地,白吃白住的好消息传开了,大家蜂拥而至,外人就利用摩梭人的善良好客恣意妄为。最气人的是,他们都以为走婚就是一夜情,抱着猎奇的心态来寻欢作乐。”唐斌经营餐厅,见惯摩梭人被欺负的情况。“外人和摩梭人一起吃喝,结账时摩梭人一定抢着付,外人就顺水推舟不争了。摩梭人不富有呐。”​我静静地听着,直到我入住了小落水村的曹老师的家,我才真正了解摩梭人的慷慨和热情。

雕琢山脉的智者

元阳附近有好些村寨,如菁口、土戈寨、老孟、黄草岭、嘎娘、多依存等。加上更远的地区和村寨,形成方圆两百多公里的广袤梯田山区。那是各少数民族,栖附哀牢山脉,花了几个世纪的时间,锄耕开凿出来的艺术。​逛走山岭各处,群山体的褶皱明显,层峦叠嶂,放眼望去,梯级般的梯田苍苍茫茫绵亘千里。梯田的开辟等如雕琢山脉,同时顺着山体和泉水的自然规律而开拓,是非常高智慧的农耕。哈尼族是梯田文化是当中的佼佼者。​哈尼族把坡地改为平台,利用丰富的水资源,修渠引水,使平台成为种植水稻的摇篮,他们首先在山梁的缓坡地上修造平台,种植一段时间的旱地农作物,使平台的基础稳固下来,并热化土壤。接着从山梁两侧修建水渠,把菁沟的溪水引到山梁下。

之后翻挖台地,把水引出来,和泥打埂,蓄水满后变成了水田。​田地可以种植稻米,还可以同时养鱼。哈尼族从谷地江河捞鱼苗和鱼籽,放入田中,任其和稻谷一起生长。放有鱼苗的稻田水口,用竹篱笆隔住,山水中的浮浮游生物和稻谷花就是鱼儿的食物。到了稻黄秋收时,割去稻谷,堵住上方流水,放干田里的积水,就可捕鱼归家了。​哈尼族的女人勤劳过人,人们都说他们的背脊上背负了四层负担:一是背着梯田,而是背着清泉,三是背着寨子,四是背着后代子孙。​我和剑强两人高高弟弟的爬上爬下,踩到细长的天根中摇摇摆摆蜿蜓而走,从一座山走到另一座相连的山。一天下来,可以跨越好几座千多米高的梯田山群。这当中的雷也不用细说了。

​现在是下秧时节,妇女们都半膝浸在泥沼里插秧。她们鲜艳的服饰在田地里绽放出活力,高兴的话还唱起山歌民谣来。未下秧的田灌满了水,像一面明镜,反射出粼粼波光。​由于海拔高,梯田地带的其后可以一日发生四季的变化。插秧的妇女对天气的知觉很是敏感。有一次我们看见乌云满天,以为要下雨了,剑强赶紧收拾他的相机,和我一起寻找可躲避的地方。但田里劳作的妇女却头也不抬继续工作。后来乌云飘到另一个山头去了,并没有下雨,另有一回,天气晴朗地令人欢喜,剑强站在田埂里取景拍照。突然田里劳作的妇女对我们喊道:“下雨咯!赶紧走吧!”然后他们就收拾工具准备离开田地。我们抬头观察天色,想到之前厉害的乌云都下不了雨,

现在不过起了点风,不可能下雨的。我们不理会庄稼妇女的劝告,依然游走山田。结果风越刮越强,走在只有一个脚步宽的田埂中几乎被吹倒。不久雨就洒了下来,淋湿了无处可躲的我们,狼狈地直打哆嗦。去赶是另一个观察少数民族日常生活的好地点。每个不同的村寨,每个星期都有一天或两天的赶集,不同的村寨的赶集又以不同的民族为主。我们向谭伟打听消息,哪里有赶集就打车前往。市集充斥了少数民族的缤纷色彩服饰。他们有的牵了载满货的马匹、炉子来做买卖、有的侧背了竹箩来采购。年轻的少女最引人瞩目,因为他们的衣裳最鲜艳。少女爱都留在布摊和首饰摊前,选购布料和花边彩带。以往少数民族都自己养蚕抽丝,一针一线刺绣出属于自己民族特有图纹,

也自己印染布料。现在时代进步了,她们可以更广泛地选择不同质感的布料,比如发亮的晶片布料就最讨他们的欢心。也因为这个原故,不同民族的服饰差异也逐渐缩减。​剑强每次提起相机,少女们就掩面相互奔走,躲避他的镜头。他只好躲在别人的摊位角落,拉低了帽子,试图把自己的身影融入市集当中,伺机等待。​我不管他,自个儿逛街,一会儿买饼干,一会儿买糖果,都塞进嘴里去。这里的人都说云南话,他们的平上去入发音的普通话不一样,像唱歌那样。我问布摊老板一条花边多少钱,说:“食块。”我问:“十块?”他重复说:“食块。”我再问:“四块?”他大声回应:“食块啦!”​没有赶集的时候,我们就坐在谭伟家的露台观看云海。天冷的时间,

露台外一片云海聚拢,让整座山城消失了,白茫茫像浮坐在云层上空。肚子饿了就去大街的“小余饭店”,那是一个干练的僳僳女人开的小餐馆,谭伟每天两餐就在这里解决,他们的住客自然也都在吃饭时间自动出现。每一次,我们都一起叫上了好多的菜和肉还有汤,和几个同住的游客一起享用。谁要是不能来,之前都会通知一声,怕别人猜测你来还是不来,不知该点多少的菜。入夜时分大伙们就聚在客厅聊天或看电视,有时就计划明天该到那个村寨去,谭伟有时会有访客,比如一个想学习英语的当地男孩就常来找他,他就把他介绍给老外认识,然后就进自己的房,任由男孩和老外沟通。还有一个长期居住在泰国北部的美国人,刚出了一本研究少数民族的著作,和谭伟惺惺相惜,每隔一段时间就回来探访他。​如此悠闲的生活,都不想下山了。

人隐居山城的香港

凌晨两点多,剑强叫醒我。我睁开眼睛,惊慌地坐了起来。四周一片黑,躺在我隔壁卧铺的老兄鼻鼾声正浓。巴士已停了下来,黑暗中我赶紧摸索在床铺下的鞋子。乱将鞋子套在脚上,跌跌撞撞跨国卧铺间的大包小包,下了车。​“干嘛不早点叫醒我?害我那么匆忙。”我此刻意识还没清醒,站在空荡无人的坡路上,混混沌沌。“我也不是很肯定什么时候叫司机停车,所以没有来得及叫醒你。”剑强指着前面不远的房子,说:“那是谭伟的家。”谭伟是剑强几年前前在老挝认识的香港人,他后来到吉隆玻探访过剑强,我和他见过一面。谭伟年轻时在香港打拼,后来跑去欧洲去工作,先后累积了点积蓄。步入中年,人也累了,

就想找到一个宁静但花费又不高的地方过下半辈子。他一面旅行一面计划着自己未来要在哪里安定下来,剑强结识他的时候他还在寻觅当中。​后来,收到他的信透露说他在中国云南的元阳开了间小旅舍,开始在那片连绵梯田的山城研究少数民族。翻开地图,除非是特别详细的中国地图,要不然找不到元阳所在(新注:后来元阳是越来越出名了)。剑强后来曾经到元阳拜访他,拍了一大堆的梯田照片回来给我看,说下回有机会就带我去。​就这样,离开越南后,即使不是顺路,我们还是到了元阳。​剑强走到了屋子的窗户边轻声叫谭伟的名字。他不敢去按铃,免得吵醒旅舍其他的住客。



我们昨天给谭伟打过电话,他知道我们会很晚到来,没有睡等候着。他应声给我们开门,大家细声笑着打招呼。我们进了屋,昏暗中我发现屋子就一般的朱家格局,客厅有一张沙发和电视机,饭桌在开门口处摆放,一点都不像旅舍。“停电了,时常发生。”谭伟用广东话说。“很不巧,客房都满了,你们将就一晚睡在客厅明天就有空床位了。”说罢他就去了软垫和枕头被子,铺在客厅地上,说明天再谈,先睡觉。​我和剑强也没洗澡就倒了下去。阖上眼睑却睡不着,心里还想着越南的种种。我们在越南老街过关进中国的河口,越南关卡的官员故意刁难像贪污,把我们的护照丢在一旁不处理,任由我i们千等。我们有的是时间,况且剑强的名言是“用时间换取金钱”,就跟他耗吧。

最后官员看我们来在那里无动于衷,还是帮我们盖了章。一过关,辗转换了好多趟车,经过不同的市镇,才来到元阳。​“不知道伟斯和麻沙子他们到了没?”按他们在越南沙坝所提的计划,如果他们决定前来元阳的话,应该比我们早到。​“可能在其中一间房睡着呢。”剑强说。​山城天气寒冷,谭伟隐居在这里有两年了吧?有一天我累了,我会在那里安顿下来呢?这一路上,我会找到我心目中的梦土吗?​一夜无梦,醒来就见到伟斯和麻沙米。“早安,你们真的来了。”​“嘿,是你们!剑强,真谢谢你告诉我们这个好地方,真是太漂亮了。”麻沙米明显黑了点,但精神很好。​我跳起身来去洗漱,准备了他们一起到外面吃早餐。谭伟把地上的垫褥收掉,和我们一起过隔壁去吃油条豆浆。

一推开大门,没想到外面马路就是当天赶集的街道,穿着代表各自颜色服装的少数民族妇女就打眼前经过,各种方言钻入耳朵,买卖声喧哗热闹。有人拉了炉子来赶集,有的背了箩。放眼望去,对少数民族没有研究的人是很难分辨出谁是僳僳,谁又是苗、傣、瑶、壮、拉祜、哈尼。​我们一伙人坐在路边的油条摊位,喝着热腾腾的豆浆。麻沙米来了几天,学习了一点观察少数民族的本领,但还是不肯定,老师问一旁的谭伟以确定自己的猜测。辨别少数民族的身份只能从妇女下手,因为男人都不穿传统服装了。妇女们戴的帽子、穿的裙子、花纹图案、首饰配件都显示了他们的民族身份、年龄、婚姻状况、生育情况等。​谭伟为我们讲解了一点各族打扮的特点,他还制作了一个介绍相关常识的光碟,我后来硬啃了一下,但只要一走到街上,又混乱了,不知道是谁。

吃了早餐,我们找网吧上网,回复一些信件和看新闻。过后回到旅舍去,谭伟一斤收拾好两个床位给我们。除了楼下的三间房,楼上露台还额外搭建了一个放置了四张床的房间。谭伟共出租八个床位,即使住满了也没有太多人知道了元阳而大量涌入。能拖慢她的闻名进展就尽量拖。曾经有Lonely Planet的人前来要把他的旅舍纳入书内,但被他拒绝了。也有一些乱哄哄的团体前来,他索性说找错门了。​入住谭伟家(旅舍)的人都是通过信任的朋友介绍的。住了进来,谭伟会交一把开门的钥匙给对方,他很多时候有自己的活动,也不常在家。厨房里的饮料有住客自己冲泡,然后自己记录下来,退房离开的时候才一起计算,电话响了,在家的人帮忙留电话。

虽然无需帮忙打扫,但因为感觉像自己家,也会自动保持环境清洁。出门的时候,还会担心自己是否把门给锁上了。我喜欢谭伟开旅舍的概念,他把家胶托给住在里头的人,信任这些前来元阳的人是带着文明理性心态,而不是猎奇的一群。

不断改名的巨人

临离开越南前,我们去瞻仰了胡志明。​我和剑强一大早从河内老区步行到巴亭广场,当年胡志明发动八月革命胜利以后,曾经在这里宣读《独立宣言》,宣告了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诞生。一个国家的独立往往带着激情和苦尽甘来的欣慰,胡志明是最能深切体会个中滋味的人。那一年,他55岁。​平宽的巴亭广场具有典型共产国家的凛然威严,四四方方的广场有无限的张力,而硬边切割出来供国家领袖在庆典时站立挥手的楼台,肃穆庄严地面对广场上等候参观胡志明墓的长长队伍。​排队的人很多,有本地人和外国人,学生团体也不少。进入陵墓参观有许多规矩,基本上只能两手空空的进去。广场一旁有寄放处,我们背着的小背囊必须卸下,连同里面的相机一起交给不太让人放心的柜台小姐。

​柜台小姐身穿白色越南传统服装,冷漠地将我们的背囊取了过来,然后丢下两张说明书开口跟我们要8000越南盾。我们之前探听过,也被提醒不要缴付任何费用给寄放处。我狐疑地问:“不是免费的吗?”​柜台小姐神色木然,说背囊是免费寄放,当说明书可不是。我知道他在说谎,用很肯定的语气回说:“不,那是免费的。”​后面陆续有人来寄放,柜台小姐不想黑我们在啰嗦,即刻把我们的说明书收回,丢下一个号码牌子,命令我们在11点之前前来领回背囊,然后转身不再理会我们。在他们国父安息的庄严地方,也要欺诈行骗,我在此感到气愤。​我慢步走到排队的人群里,跟着队伍鱼贯登上陵墓的梯级。胡志明将是我第一个瞻仰的无产阶级斗争巨人,在他之前逝世的列宁和之后的毛泽东,

都同样在玻璃棺柩内永远安息,同时迎接永无止境的注视。他们永不朽化的躯体,和永远留存的历史一样,将被无数人检阅、膜拜、评判、痛骂。在进入陵墓的门口时,警卫作最后一次检查,确实没有违法物品被带进去,同时警械参观者肃静。陵墓阴暗昏沉,只有正中央的玻璃棺柩发出微微的亮光,一个再也不说话的79岁老人平躺在鲜花堆里。​瞻仰的人群在围栏的隔离下无法近距离瞻仰胡志明,而且周围有警卫作出催促的手势,绕围而走的人群因此快步前进。我们花了将近一个小时排队来到这里,这没来得及把胡志明看清,就被推出陵墓外,连感慨一番的机会都来不及酝酿。​“你看清楚了吗?”走出陵墓,灿烂的太阳一时让人无所适从。​

“才怪。”剑强回答我。​我们首先赶紧去寄放处领背囊,柜台小姐依然目无表情,领了背囊我们也不道谢九州开了。​对胡志明的凭吊还没完结,他的博物馆就在巴亭广场的另一端。印象中,胡志明不像列宁和毛泽东那样,功过的争议之声反差很大。他的抗争重点更多是革命,先是获中国援助反抗法国争取越南独立,后来是抵抗美国的入侵。在博物馆内,我看见胡志明的诗稿。那是写于1942年的诗,那年他去中国同越南抗日革命力量联系,刚从广西的地方政府逮捕,尔后他在广西各县的18个监狱里被监禁了13个月。他在狱中写了一百多首诗,收集在《狱中日记》里发表。1942年前,胡志明不叫胡志明,他一生改过许多名字,仿佛为了显示自己在人生不同阶段应扮演的角色和思维转遍。他的原名叫阮必成。参加革命后又曾改名为阮爱国。1911年为了更了解外国世界的情况,他以阿三的名字跳上了一艘法国运输公司的商轮,

当上了厨师助手。他到过欧洲、非洲、美洲的许多国家,靠做伙食管理、帮工杂役、烧锅炉、旅馆待役、园丁、洗印照片等工作维持生活​我猜想1942年前后必定是他的人生关键一刻,因为他在1941年,他正式已胡志明之名进行革命工作,从此再也没有改名。1942年的《狱中日记》署名是胡志明,发黄的书页上是补拙的书写汉字,平平淡淡地写出在监狱里的心情。​“老夫原不爱吟诗,因为囚中无所为。聊借吟诗消用日,且吟且待自由时。”这是胡志明的《开卷》一诗。“昔君送我至江滨,问我归期指谷新。现在新田已犂好,他乡我作狱中人。”——《忆友》​胡志明被押解途中,小腿被绑吊在船栏上,经过岸边的乡村,看见了悠游自在的渔夫,如此写到:“乘船顺水往邕宁,

筋吊船栏似绞刑。两岸乡村稠密基,江心渔夫吊船轻。”​所有的诗作文字浅白,即使不了解胡志明,多少也可从中窥探到他的思绪。我和剑强一人一首轻声吟咏,越南人投以狐疑的眼光。他们现在都看不懂这个曾经跟这个有过上千人渊源的文字。胡志明遗憾的恐怕不只是这一点,当年他和中国所建立起来的关系是“越中友谊深,同志加兄弟”,从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中国一直是越南最主要的援助国。中国给与越南的援助包括武器、物资、兵力、建设,即使在最艰苦的大跃进时期也没有吝啬过。后来抗美战争刚一结束,越南却把中国当作新的作战对象,反排华火热地行。“为什么中国每次给予别国援助,到头来总是被反咬一口?”剑强不明白。​中国人恐怕也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