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June 2018

一抵达德岛（Don Det ），我就知道我不会喜欢这个岛。只见沙滩上躺着三三两两的比基尼女郎，金发碧眼的老外要不是晒太阳，就正享受啤酒。一时间，我看不见本地人。我和剑强在岛上逛了逛，到处是简陋的客栈，到处都是游客。下午时分我哪儿都不想去，在树下写日记。

剑强睡在吊床上，正打呼。附近的孩子走了，是一男一女的两姐弟。他们好奇的看我的日记。后来和我比手划脚聊起来。我一时高兴，走进屋里取出我的拍立得相机，给这两姐弟拍照。当照片喀喳一声从相机嘴里吐出来，孩子们也惊讶一声。我把相片放在桌面上让影像慢慢显现，两颗小小的头颅挤在一块，注视他们那逐渐清晰的模样。即拍既有的相机使他们着迷，竟要求我在为他们各自拍一张。我骗他们说底片用完了，又怕自己心软坳不过他们。由于底片有限，我要留着给接下来的旅途。那个做姐姐的兴高采烈领着照片奔回家。

不一会儿，她家里其他的姐妹一个接一个走来找我拍照。后来我还是为他们多拍了几张，还到他们家一起打羽毛球。岛上没有电流供应，吃了晚饭我们在油灯摇曳的露台休息。没有风扇，外头也没有风，一盏煤油灯散发热能视乎也蒸发出汗水，我还听见男男女女跳进河里嬉戏声。隔天，我和剑强离开德岛，到对面一个较少游客的坤岛（Don Khon）去。我们并没有坐船过坤岛，而是从火车铁轨，火车不再通行了。法国统治时期，老挝和越南的胡志明市之间，是法国重要的运输路线。

湄公河有许多支流，深浅宽窄不一，还有瀑布。为了方便运输，法国人于是在德岛和坤岛之间建了14公里的铁轨衔接。越南通往柬埔寨的货品，将水运到坤岛最南端，接着搬上岸移到火车上去，轰隆隆地载到德岛最北部，然后再逆流而上巴色、沙湾拿吉及万象。有时间，运输的船连同货品一起被抬上火车，顺着铁轨移动，过后再放回合理继续上路。自1945年日本占领老挝后，该铁路就停止运作了，如今，两岛的村民把铁轨当作铁桥使用，我们正是这样过来坤岛地。在坤岛，我们住在浮脚木屋依河而建，

露台挂了两个网状吊床，房租从一块美金。最难得的是，其他鸡冻浮脚木屋都没有人住，除了蚊子，没有人会打扰我们。在接下来两天，我们几乎都在吊床上度过。坤岛很宁静，岛上的餐厅不如德岛多，所以晚餐要趁天黑前解决，一来餐厅可能关了，二来没有电供，黑麻麻的看不清道路，不好走。我们随身带来了金庸的武侠小说，整个下午可以一人一张吊床，坠入与老挝没有任何关联地刀剑影世界里头去。看累了，把书搁在胸膛，昏死过去。醒来后，背全湿透，黏黏腻腻好不难受。

浴室在外头，水是从河里抽取过来的，既然如此，索性跳进河里去。这几天频密地赶了那么多路，两个人的脏衣服已填塞整个背包了。取了出来，像老挝人那样拿到河边去清洗。当黑暗覆盖大地，金庸卧虎藏龙的江湖也无法窥探了。漆黑中，两个无所事事的悠闲人，继续和吊床一起吊挂在河岸旁的露台，有一句没一句的胡扯。“我们李家三个星期了……才三个星期。”我咕哝着。“我感觉好像一直赶路。”剑强说。的确，我们几乎有一半的时间都花在路上奔波。在老挝，大多数情况下，巴士都是大清早离开车站的，也就是天未亮的时分。

一路上，就是漫漫长征，路途颠簸是难免的，乘船也是一样拥挤超载。我们没有带十五上路的习惯，所以往往饿着肚子企盼目的地快点出现，但通常就算不远的距离，也要花很长时间才抵达。“我好像瘦了。”“我也是。”突然间，河边的草丛出现一点一点地微弱亮光。“那是什么？”我问。“萤火虫。”我从吊床爬起来靠在栏杆上想看得清楚点。说来丢脸，我没有见过萤火虫。我不是乡下长大的孩子，每次听剑强说起童年，关于放风筝、偷采水果、打架、玩玻璃弹珠等生活，只有羡慕的份。

由于和自然环境疏离，看见蛇虫鼠蚁就惊慌失措，窝囊得很。“好神奇。”一闪一闪的光亮在漆黑中漂移，没有任何声音。它们逐渐飞到露台来，我静静不敢有所有举动，怕惊动了它们。两个晚上，萤火虫都出现，带着神奇的亮光环绕我们身边，陪伴我们直到入睡。

“这地方除了瓦普寺，还有什么特别吸引的地方吗？”我问坐在我对面有着浓眉的意大利男人，我们不同时间来到古老的占巴塞（Champasak）小镇（看起来更像个乡村）。意大利男人比我们早一天到来，应该到处走过一遍了吧。“看，这些人民多有善可亲，这难道不够吗？”

意大利男人指着刚从嬉笑走过的小孩，如此说。我笑笑，不置可否。老外来到老挝，最大的冲击是她友善的人民，仿佛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从来没有被删带过。老挝人民越是笑得亲切，老外越是感到。在这个不需要提倡爱和关怀的社会里，并没有什么感情是需要包装盒促销的。我来自东南亚，熟悉那些笑容，并不会向西方客那样惊讶。虽然爱情万岁的口号渐渐也引领我们的情欲感官，意味着我们正逐步丧失爱情本身—因为没有，才需要提倡。我记得两天过后，在离开占巴塞的拥挤小船上，一个从花都巴黎来的女孩，

不断要求我调动位置，让她在有限的空间能够伸展双腿，我觉得她非常霸道，不为他人着想，可以转过头，她又拿出湿纸巾给一旁热的哭闹的老挝小孩擦汗，一脸的爱心，他们都是这样的，居高临下同情别人，把别人的落后与匮乏当作施发爱心的缺口，从中见证自己的幸福，却不希望别人的传统生活有所改变，老以文明生活是吞噬纯真的巨轮，最好那些憨厚善良的笑容背后，没有现代的污染。纯真是什么呢？在没有电供的晦暝中闪烁着澄清的眼神？在没有柏油路的崎岖路途行走出真理？在没有抽水马桶的设施中体现环保？

剑强有一个怪论，他说老外在这些落后国家所展现出来的礼貌，还有担心伤害对方自尊的包容心，都是另一种歧视行为。如果大家平起平坐，就没有必要有所顾忌。所以剑强和什么人说话都用同样的语气，我有时还是难免多心，总是要扯一扯他的袖口，提醒他不要那么直接，免得吓坏人。意大利男人说的那句话其实充满哲理，我之所以有感而发时候来一路上，听见太多老外一直用一种安慰的语气称赞落后国度里那些友善的人民，每每这个时候，他们的眼睛总是软化出一抹朦胧……所有的乌托邦净土就是因此而被污染的。

当净土走向现代化而准备迎头赶上时代的步伐是，人们就会遗憾地说：“他们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当神话开始流传那一刻开始，我们都早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了……剑强在哪儿呢？可能在树下睡着了。我们不急着到瓦普寺（Wat Phu）去，那个受印度文化影响的高棉王国遗迹。晚上，我们和旅舍其他住客，包括和我们一齐八色（Pakse）乘船来的澳洲人东尼及妮柯，一起步入行到几公里外的一个Fun Fair （游乐场）去。黑暗的接到没有街灯，凉鞋拖着一连串不同口音的英文散化在夜空。Fun Fair在一所神庙内举行，很是热闹。

外头的摊位售卖祭神的香火，而里头则是一个个游戏摊位，有许多礼物等被赢取。玩法也就是一般的射击、抛石子等击中目标的游戏。神庙范围内有好些警员神色肃穆地提抢值勤，观察周遭动静，和 Fun Fair喧哗欢乐的气氛很不搭调。小食摊位生意络绎不绝，但还是比不上赌博摊位。老挝人赌的是投骰子猜号码，都蹲在地摊跟前兴奋地叫嚣着。剑强和东尼站在背后观察一些时刻，也跟着下注。不多久，剑强就闷了，他对那么简单的赌法一点都不感兴趣，东尼却兴致勃勃，等我们都离开赌摊到处转了几圈，他还是不肯罢手，妮柯有点生气，却按捺不表露出来。

隔天我们睡到日上三竿，才各自租了两辆脚踏车，顶着大太阳朝8公里外地瓦普寺出发。瓦普寺，意为“山寺”，坐落在海拔1200百米的普高山山腰上，是高棉帝国（公元9至13世纪）最重要的婆罗门教圣地殿之一。其主要建筑包括最高层的一座主殿，中层的六座神龛及下层的两个宫殿和一座神牛殿。据瓦普地区发掘的大量文物的名间传说，该寺大约建于佛历11世纪，是柬埔寨真腊王国初期的遗迹，须臾婆罗门教信仰的建筑物。老挝人把它和柬埔寨的五哥寺媲美，称它们是印度支那的两大胜迹。我在登上主殿的石梯中途，俯视这篇经年被封于刻划出岁月的建筑群。

那些斑驳呈灰褐色的厚重石宫，还可以屹立上百年不倒。青苔沾粘在精细的石刻花纹图案上，《罗摩衍那》里猴王哈努曼奋战群妖、吉斯纳神力撕龙王等神话，带着鲜明的形象在炎阳下静穆。来来去去的是流动的游客，和历史的缔造者。宫殿与寺结合在一起，显照神明和帝王的威严，当一切变成断坦残壁之际，膜拜它们的就是指指点点的游客。居高临下，我看见剑强的身影出没在高耸的石柱间，我向他挥挥手，他举起了相机，对准了我按下快门。晴空下，我们都会渐渐老去，但刻印在菲林底片的模样将永远不变。

镇上有一家茶室像极了一个俱乐部。从下午开始，这里就开始热闹起来。茶室旁边有一片空地，一到下午，许多老年人和年轻人都聚集在此，玩一种抛铅球的游戏。场地是泥土沙地，游戏三个人玩的（也许可以更多）。每个人手上有三粒铅球，其中一个人先抛一个小石头或任何可做记号的小物件，

接着每个人都有三次抛铅球的机会。谁的球越是接近记号，就是赢家，但对手随时可以用自己手上的铅球把敌人的球弹开。眼看记号边沿的铅球被弹射出去，这时，群众就会一阵起哄，有的人会竖起拇指攒好。我坐在树荫下，要这双腿看着这个只有男人参与的游戏（或比赛？）。剑强拿着他的相机在拍摄，有时候也会停下来和那些男人一起叫好。沙场上这边厮杀，茶室里头也有零一帮人马在叫劲。那边有两个象棋高手在比拼，一群围观者团团把他们给包围着。群众时而静观，时而发出惊呼声，有时又忍不住要出言一番。

我和剑强移步去茶室，叫了一瓶汽水，也加入围观者当中。两个中年男人铿锵有声举棋，在楚河汉界国度里摇旗呐喊。明显地那个华人模样的中年汉子控制局面的人，他唑唑逼人地把对手围剿得履险如夷，每下一颗棋子都是高高举起，在重重落下，非常蒙气/我暗地里称呼他为“将军”。“将！”将军高喊一声，砰一声把决定胜负的棋子落下。我忘了将军是否用老挝话把“将”给喊出来，反正下象棋的最后那招总是那样完结的。有人欢呼有人叹气。“他下得不错。”剑强是内行，他父亲更是高手，曾是州手代表。他好几次告诉我，

说小时候他父亲带他去喝早茶，过后总会带他去和朋友一起下棋。这一下就老半天去了，剑强记不起他什么时候对象棋产生兴趣的，但后来一听见他父亲要去喝茶，就怕了。“一下就那么长时间，我多闷啊你知道不。”其实剑强和他的父亲关系并不是很好，但有时候还是会告诉我有关他小时候和父亲相处的一些事。他们父子俩很少彼此谈话，我不曾听剑强叫过他父亲一声爸。将军站起来离开座位，向伙计叫了一杯茶。他看我们一眼，问：“你们从哪里来的啊？”说的是华语呢。我想，沙湾的朝气是不是因为华人多呢？

昨天参观华文小学，下载的将军，都是华人。“马来西亚来的。你是这里的人吗？”“嗯，华侨。”将军把茶喝完，说他要回去开档做生意了，叫我们晚上如果有空，就到他的店里吃鸭面，当天晚上我们没有去，临离开沙湾地前一晚上我们赴约了。将军的店在一家卡拉OK对面，霓虹光管在黑暗的路边放射出暧昧的光芒，越过湄公河钱来得太过认识这里的常客。将军请我们吃鸭面，吃完了有那啤酒过来。他的小女儿帮忙他顾店，另一个大女儿在市场里帮人做翻译工作，她是唯一会说华语的孩子。“男孩没用，学不会。”

将军祖籍广西，他会说华语、广东话、潮州话，老挝话自甭提了。53岁的人了，说话还中气十足，健朗得很。不知道为什么，两杯下肚，人就会说起往事。一个中国人，来到老挝生活又经历了那段风风火火的岁月所有事迹都有史迹的烙印。那个年代的人，他们苦难大多一样，事过境迁，最后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他们的淡然，和那些从无经历过战争革命却充满爱心的善良人士说体现出来的悲情，恰恰相反。解放之前，将军是一名电工，为美国人打工。“帮美国人打工好啊，薪水不错，超时工作又有补贴。

那个时候，我每个月的收入大约300美元。当时1美元换70基普左右，和现在的9000基普简直差太远了。”那是1956年到1972年间，将军的生活相当富裕的。解放后的生活就改变了。将军的家人在解放后逃离老挝，辗转到了法国。剩下他走不成，流离落魄好些日子。幸好靠了美国人的关系，他的安全没有受到威胁。生活没有着落的日子，有一个朋友不断地接济将军。这个朋友和将军是怎样的关系，将军没有详说。“看到对面的旅店吗？”将军问。我们望过对面去，那家卡拉OK就在四层楼的旅店边。

那是接济过将军的朋友开的旅店。将军为了报答朋友，免费为旅店安装电线。建设工程持续了一年，这一年里，这一条电线都是将军声声的感激。我不知道将军的店面为什么那么巧对着旅店，我愿意相信那是一种唇齿相依的关系，彼此默默的守护、关照。将军很是先没有我们持有马来西亚护照，去哪儿都方便。他自己现在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身份，在老挝么有投票权。“唉，一党专政，也轮不到你来说。”“你和法国的家人还有联络吗？”“那是后来的往事。在解放后，我和我的母亲20年没见面。现在倒是常见面，她两个星期就要再来了。”喝酒完了，我们告别将军。卡拉OK的霓虹灯还没有熄，正好给我们照亮方向，虽然很微弱，但起码是一个指引。

顺着湄公河南下，我们来到了他曲（Tha Kheak）。从他曲这一边的河岸望过去，可清楚地看见对岸的泰国，连建筑物和川行的汽车都仿佛触手可及。才不过几天前，我们从湄公河的另一边望向老挝，就那么一点时间，我们已在另一岸了。像大部分老挝市镇，他曲也是有点寂寥，市内商店不多，

餐厅似乎也只是为游客服务，除了老外日本人，很少见本地人光顾。本地人谁会可以进餐厅吃烟肉三明治或鸡扒呢？连我都嫌贵，不吃其实，他曲也曾经繁荣过。他曲的含义是“宾客落脚之地”，20世纪初法国统治时期，她是外来贸易的重地，许多船只到来这里卸货。革命之前，他曲居住了85%的越南人，他们大多是越南南部人，当时曾帮法国人民反击北越共产分子，之后随法国人前来地。70年代，随着老挝共产主义日渐巩固而后执政，他曲的越南人人数剧减，都往比较平和的地方潜逃去了。

来到他曲的第二天，我和剑强坐在码头处看人上货下货。他曲再也不是繁荣的港口，当年因法国的关系而络绎不绝的情景一去不复返。现在这个码头只是泰国和老挝之间的交易场地，而且恐怕只是老挝人单方面购买泰国人地日常货品而已。小小的渡轮悬挂了泰国与老挝的国旗，我看见一些老挝妇女手里拎着两个塑料袋从渡轮下来，里头就是货物。我和剑强坐在码头岸边的一个小亭子，买了一条烤玉米边吃边纳凉。河岸的风吹过来，我们漫无边际地聊着天。我们并没有注意到一个中国妇女因为我们用中文交谈而靠旁坐了下来。

“你们是哪里来的？”中国女人和我们攀谈起来。“我转过头来，发现了她，还留意到她身边放了两个红白条纹的大塑料袋。“马来西亚。你呢？”我问。“湖南。”中国女人有些腼腆，他的动作和笑容明显是农村出来的，来这里干嘛呢？“做生意。”湖南女人说罢就打开塑料袋给我们看她的货物，一包装满了内衣裤，另一包则是各样杂物，计有剪刀、螺丝、手电筒、时钟、电池、皮带等，都是中国大量批发的廉价货品。老挝很贫穷，我很质疑他能做到多少生意。“国内生意不好做。”湖南女人前来老挝的目的就如此简单。

我想起中国人在东帝汶独立后不久，老远跑去那儿挣钱，却一点都不晓得哪里的情况。到了东帝汶，发现她贫瘠的不得了，几乎啥都没有，人民的收入更是可想而知，结果大呼被骗。湖南女人告诉我们说，在老挝境内，像她这样拎着大包走动做生意地中国人还不少，而且大多数都来自湖南。后来我么陆续在其他地方看见中国人做生意，印证了她说的话。“你来老挝多长时间了？”我问。“才不过两个月。我现在住在我弟弟家，他在这里开了一间店售卖摩托车。”也许是寂寞，湖南女人和我们聊很多。

她告诉我们说生意并不是想象中的那样好，一个月大概挣2000人民币左右。早些年来这里的中国人还不多，他们带着符合老挝人民生活水平的廉价货品前来，倒是挣了点钱。中国人挣到钱的消息通常都会很快在家乡散播出去，于是总有人陆续得前赴后继跟随而来。湖南女热正听到了好消息而不甘人后前来的。“迟些我的丈夫也快来这里了。”女人的眼睛有一丝闪烁的光，我了解她身上的孤寂和忐忑。我是真的了解。为挣钱而相隔两地的中国夫妻是典型的出走故事，而为了孩子的前途也是典型故事背后的动力。

这些例子，我孤身一人在美国纽约打黑工时见得太多了。他们语言不通、陌生的环境讨生活，在亲人分隔的思念中数算挣回来的钞票以换取一点慰藉。他们省吃俭用，为买便宜一点的蔬菜而在超市打烊后，去后门捡那些表层有瑕疵而被剥掉的蔬菜叶子。外人很难想象他们节俭的生活方式，夫妻相隔10年不见一面的情况大有人在，孩子出生后不曾见过父亲也不奇怪。我记得有一回，当我在餐厅厨房站了十几个小时后回家躺在床上叹息时候，同屋的中国男人通长途电话和未见过的孩子交谈，只见他重复的说：“叫爸爸，乖 ，叫爸爸……”，我的眼泪再也无法控制簌簌崩泻。

他们都认同衣锦还乡必须付出代价，带世事难料，谁知道时间会和你开玩笑？幸福和前途是那样的抽象又那样的具体，代价却那样活生生的真实。他们只是别人地方落脚的外乡人，只有挣了钱回家买田买地盖房子，身份才像宾客那样尊贵。这当中还未必所有人都能回家。“孩子谁照顾呢？”我打量湖南女人的年龄，猜测他应该已有小孩。“他们的爷爷奶奶。”他们？中国不是只允许生一胎吗？“我偷偷生的。后来被罚款了2000元。大孩子是男的，小的是个女儿。大儿子成绩很好，数学是全班第一名。”湖南女人说起孩子，表情即刻不一样，笑容满满的是骄傲与安慰。

孩子成绩好自然要栽培。在中国，孩子上哪间学校是一句户口分配的。湖南女人和丈夫为了让孩子上更好的学校，把孩子送去城里学习，于是每年得缴付2000元的教育费。将来如果她的女儿到了上学的年龄，学费恐怕不止现在的一倍。为了孩子的学费，跑来一个比中国还贫穷落后的地方，用中国的廉价货换取比人民币还小几千倍的基普，湖南女人的塑料大包里装了多少企盼和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