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着湄公河南下，我们来到了他曲（Tha Kheak）。从他曲这一边的河岸望过去，可清楚地看见对岸的泰国，连建筑物和川行的汽车都仿佛触手可及。才不过几天前，我们从湄公河的另一边望向老挝，就那么一点时间，我们已在另一岸了。像大部分老挝市镇，他曲也是有点寂寥，市内商店不多，
餐厅似乎也只是为游客服务，除了老外日本人，很少见本地人光顾。本地人谁会可以进餐厅吃烟肉三明治或鸡扒呢？连我都嫌贵，不吃其实，他曲也曾经繁荣过。他曲的含义是“宾客落脚之地”，20世纪初法国统治时期，她是外来贸易的重地，许多船只到来这里卸货。革命之前，他曲居住了85%的越南人，他们大多是越南南部人，当时曾帮法国人民反击北越共产分子，之后随法国人前来地。70年代，随着老挝共产主义日渐巩固而后执政，他曲的越南人人数剧减，都往比较平和的地方潜逃去了。
来到他曲的第二天，我和剑强坐在码头处看人上货下货。他曲再也不是繁荣的港口，当年因法国的关系而络绎不绝的情景一去不复返。现在这个码头只是泰国和老挝之间的交易场地，而且恐怕只是老挝人单方面购买泰国人地日常货品而已。小小的渡轮悬挂了泰国与老挝的国旗，我看见一些老挝妇女手里拎着两个塑料袋从渡轮下来，里头就是货物。我和剑强坐在码头岸边的一个小亭子，买了一条烤玉米边吃边纳凉。河岸的风吹过来，我们漫无边际地聊着天。我们并没有注意到一个中国妇女因为我们用中文交谈而靠旁坐了下来。
“你们是哪里来的？”中国女人和我们攀谈起来。“我转过头来，发现了她，还留意到她身边放了两个红白条纹的大塑料袋。“马来西亚。你呢？”我问。“湖南。”中国女人有些腼腆，他的动作和笑容明显是农村出来的，来这里干嘛呢？“做生意。”湖南女人说罢就打开塑料袋给我们看她的货物，一包装满了内衣裤，另一包则是各样杂物，计有剪刀、螺丝、手电筒、时钟、电池、皮带等，都是中国大量批发的廉价货品。老挝很贫穷，我很质疑他能做到多少生意。“国内生意不好做。”湖南女人前来老挝的目的就如此简单。
我想起中国人在东帝汶独立后不久，老远跑去那儿挣钱，却一点都不晓得哪里的情况。到了东帝汶，发现她贫瘠的不得了，几乎啥都没有，人民的收入更是可想而知，结果大呼被骗。湖南女人告诉我们说，在老挝境内，像她这样拎着大包走动做生意地中国人还不少，而且大多数都来自湖南。后来我么陆续在其他地方看见中国人做生意，印证了她说的话。“你来老挝多长时间了？”我问。“才不过两个月。我现在住在我弟弟家，他在这里开了一间店售卖摩托车。”也许是寂寞，湖南女人和我们聊很多。
她告诉我们说生意并不是想象中的那样好，一个月大概挣2000人民币左右。早些年来这里的中国人还不多，他们带着符合老挝人民生活水平的廉价货品前来，倒是挣了点钱。中国人挣到钱的消息通常都会很快在家乡散播出去，于是总有人陆续得前赴后继跟随而来。湖南女热正听到了好消息而不甘人后前来的。“迟些我的丈夫也快来这里了。”女人的眼睛有一丝闪烁的光，我了解她身上的孤寂和忐忑。我是真的了解。为挣钱而相隔两地的中国夫妻是典型的出走故事，而为了孩子的前途也是典型故事背后的动力。
这些例子，我孤身一人在美国纽约打黑工时见得太多了。他们语言不通、陌生的环境讨生活，在亲人分隔的思念中数算挣回来的钞票以换取一点慰藉。他们省吃俭用，为买便宜一点的蔬菜而在超市打烊后，去后门捡那些表层有瑕疵而被剥掉的蔬菜叶子。外人很难想象他们节俭的生活方式，夫妻相隔10年不见一面的情况大有人在，孩子出生后不曾见过父亲也不奇怪。我记得有一回，当我在餐厅厨房站了十几个小时后回家躺在床上叹息时候，同屋的中国男人通长途电话和未见过的孩子交谈，只见他重复的说：“叫爸爸，乖 ，叫爸爸……”，我的眼泪再也无法控制簌簌崩泻。
他们都认同衣锦还乡必须付出代价，带世事难料，谁知道时间会和你开玩笑？幸福和前途是那样的抽象又那样的具体，代价却那样活生生的真实。他们只是别人地方落脚的外乡人，只有挣了钱回家买田买地盖房子，身份才像宾客那样尊贵。这当中还未必所有人都能回家。“孩子谁照顾呢？”我打量湖南女人的年龄，猜测他应该已有小孩。“他们的爷爷奶奶。”他们？中国不是只允许生一胎吗？“我偷偷生的。后来被罚款了2000元。大孩子是男的，小的是个女儿。大儿子成绩很好，数学是全班第一名。”湖南女人说起孩子，表情即刻不一样，笑容满满的是骄傲与安慰。
孩子成绩好自然要栽培。在中国，孩子上哪间学校是一句户口分配的。湖南女人和丈夫为了让孩子上更好的学校，把孩子送去城里学习，于是每年得缴付2000元的教育费。将来如果她的女儿到了上学的年龄，学费恐怕不止现在的一倍。为了孩子的学费，跑来一个比中国还贫穷落后的地方，用中国的廉价货换取比人民币还小几千倍的基普，湖南女人的塑料大包里装了多少企盼和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