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July 2018

标准教科书告诉我们，国会的主要职责是颁布和修订法律、监督政府的支出（俗称为预算案）、监督政府行政管理以及辩论与国家利益相关的政策和事项。不幸的是，我们的国会操作完全不符合以上的标准。比如说，法案被提呈却没有安排足够的时间让议员准备和辩论，议员有时甚至只得到少过24小时的通知。我的以为议会同僚称之为“突袭式立法”。（Legislation by ambush）其中一个最明显的“突袭式立法”个案，就是极具争议性的《2015年国家安全理事会法案》的通过过程。现在已被立法生效的《国家安全理事会法令》，此法令赋予首相绝对的权力区宣布某个地区为“警备区”长达6个月，并可无限期延长。

换言之，该法案允许首相在不需要国家元首的御准下，宣布紧急状态；而联邦宪法150条款阐明宣布紧急状态是国家元首的特权。这项非常具争议性的法案是在2015年国会开会最后第二天提呈一读，并连同其他7项待申通过的法案，在国会最后一天进行辩论和表决。经过数小时的激烈辩论，《国家安全理事会法案》于凌晨4点通过。同年初，《2015年防恐法案》，即一项允许未来审先扣的恶法，也是在被提呈到国会一个星期后就辩论和表决，快速地被通过。辩论时间不足

即使是财政预算案的处理也是同样仓促。在成熟的议会（包括一些起步较晚但对民主程序认真的新兴国家），每个部门的预算拨款提议会先交由一个相关专业的委员会进行账目委员会之外，并无设立其他特定的专业委员会，我们除了设有公共账目委员会之外，并无设立其他特定的专业委员会；因此每个部门的预算拨款提议都是由整个议会在扮演个别“专业委员会”的角色下进行辩论。这不仅无效率，连辩论的时间也有限。例如，2015年教育部预算拨款的委员会辩论阶段涉及56亿令吉，或占总预算拨款的20%，是最大的部门预算，但却仅在4个小时内就完成辩论，这还包括了部长回答的时间。

国会议员不但没有得到足够的时间参与与辩论，他们也没有得到充足的时间与辩论，他们也没有得到充足的支援以便更好的执行他们的职责。世界上大部分的国会都会为国会议员提供足够的助理以协助他们执行任务。然而在马来西亚，无论是在选区，或者在国会里，我们连一个办公室都没有分配到，更别提助理。目前，我国国会只聘请了8名研究人员，他们得为222名国会议员服务。在这种资源人手欠缺的情况下，许多国会议员最终被逼花用自己的收入和捐款来维持办公室经费及聘请员工，还得自己动手做政策和法案研究工作。这加重议员的工作，进而削弱了他们的办事效率。

除此之外，马来西亚会在一年之内只召开60天的议会，工作量大约是世界各地议会的三分之一。但虽然开会的日子那么少，我们的首相也难得出现在国会参与辩论或回答问题。更糟糕德士，议会常规允许部长以“顾及公共利益”为借口，拒绝对某些问题作出回应。当国会开会的次数如此稀少，国会议员们怎么可能针对国家议题进行有效的辩论呢？一去年位列，当国会在6月到10月体会4个月期间，爆发了一马公司丑闻，净选盟4.0大集会以及红衫军反集会事件。然而，这些重要的事件却只能等到数月后国会复会时才能提出来辩论。

除此之外，国会许多象征性的地位与权力也在过去数十年间被大幅度削减。举例说，国会议员在议会里的言论向来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但随着联盟政府在1969年修改宪法，列明4项课题，即统治者、宗教、语文及公民权为“敏感课题”后，国会议员在议会里的言论自由即遭到钳制，甚至随时成为政治迫害法令底下的受害者。

此外，随着《1963年国会服务法令》于1992年被废除后，国会也失去去了它原有的象征性官僚自主性。在这之前，国会事物包括人员管理、开销管理和维修管理皆由国会本身自行决定。这项法令废除也意味着我们的联邦立法机构已沦为隶属于首相署管辖的60个部门的其中之一，立法机构屈服于行政单位的管控即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改革迫在眉睫

过去的几年间，朝野两边开始在推行国会改革方面进行合作，而国会议会委员会也终于同意实行4项改革：设立一个特别议会厅、设定“部长回答问题”时间、缩短提交提问所需给予的通告期限，以及成立9个特别委员会来监督各个部门的表现。许多国会议员对于国会改革充满期待，特别是有关成立特别委员会这一块。它除了能让国会议员们专注在特定部门事务之外，朝野成员的合作也能使到立法的过程变得更具包容性及有意义。

有关的建议最终被带入内阁讨论，当然这是一个莫名其妙的程序，因此行政和立法单位理应使操作独立、互不干涉，惟内阁之决定通过4项建议中的其中3项，被驳回的竟是最重要的一项建议，那就是成立特别委员会。此外，政府应该考虑设立影子内阁机制。当每个部门都有一位法对党官方发言人负责时，那不打能够加强议会内的辩论素质，也能有效的避开许多杂音和混淆，令反对党课题的立场更加明确一致。话说回来，影子内阁也不该是有名无实的，它需要被赋予相等的地位和权力。影子内阁部长应享有议会上辩论和发问的优先权，有权使用国会的资源包括资讯和研究人员，以便有效加强他们的问责任务。资源分配不当

另外，国会可以推行一些简易可行的改革，比如为人在野党议员为公账会主席、为议员们提供机制上的援助，包括人力资源和办公室设施辅助等。理想的情况，应该是恢复国会服务法令，即使这只是为了传达一个象征性的信息。另一个受争议的课题，莫过于反对党议员从未获分发任何选取拨款，而执政党国会议员却每年得到500万令吉的选区拨款。这种偏差式的选区拨款制度，除了不利在野党议员，也助长了朋党歪风。

选区拨款应该分配给所有议员。在非国阵掌权的槟州和雪兰莪，州政府公平分发选区拨款给在野党议员。雪州政府更立法规定公账主席一职须由反对党领袖担任，可惜该州反对党没胆量敢接下这重要的职务。马来西亚国会改革已经拖延太久了。近期推行的数项改革计划无可否认是好的开始，但若要看见更显著的改变，就必须仰赖更积极的政治意愿。除非我们让国会恢复其功能，能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运作平台，让议员们执行他们的立法任务，有效的审核政府，在国会辩论重要的国家议题，否则它将继续被视为一个无力的橡皮图章。

2017年，公正党班登区国会议员拉菲滋，因为错指一个联邦政府的承包商与部长阿都拉曼达兰有亲戚关系，招致舆论批评后道歉。该部长恫言对拉菲兹采取法律行动，拉菲兹甚至被网民讥笑了一番。拉菲兹已经不是第一次面对类似问题。因为揭发养牛丑闻，在2016年10月，高庭宣判拉菲兹诽谤罪名成立，谕令他支付30万令吉给国家养牛私人有限公司做赔偿。因为揭发一马公司丑闻的机密文件，2017年8月，拉菲兹被吉隆坡高庭宣判抵触官方密令发，罪名成立，需要坐牢18个月，目前正在上诉中。

同样是揭发养牛丑闻，2018年2月7日，拉菲兹被指控泄露银行机密资料，违法银行和金融机构法令案罪成，被判30个月监禁，目前正在上诉中。除此之外，拉菲兹也因为揭发朝圣基金居和国防基金局的丑闻，而身陷多宗诽谤官司。民族行动党八打灵再也北区国会议员潘俭伟曾经被首相纳吉两次控上庭。两宗案件目前还在审讯阶段，都跟揭发一马公司丑闻有关。最近，民主行动党士乃区州议员黄书琪要求柔佛州务大臣卡立诺丁届时关于价值1千200万令吉的房屋受赂案，被大臣威胁要以法律行动来对付。2017年11月，黄书琪也因为在州议会提起此事而被逐出议会。

种种案列，可见在马来西亚当反对党议员是一件深具风险的事。就以我本身为例，也冒着险揭发过几位承包商涉及从移民局获得不当的丰润合约等滥权问题。这些公司不但背后有很强大靠山，所拥有的资源也足以让他们通过诉讼手段，来堵住批评者的嘴巴。最近，我揭发无痛的《马来西亚前锋报》获得一份为教师提供平板电脑、价值3.4亿令吉的工程。这份工程不但没有经过公开招标，受委任的公司还是年年亏损的报业集团。更严重的是，该公司售卖给联邦政府的平板电脑价格是市价的两倍。直到今天，没有一名政府官员或《马来西亚前锋报》的代表出来交代。

这些年来，类似的报道不计其数，国家总稽查司报告不断揭发各种“买贵了”的案件。可是，当议员们履行职责揭发这些弊案时，却往往冒险被国阵的枪手污蔑我们的指控是虚假，或甚至面对官司的风险。为什么我们还要去做这些高冒险的事情？首先，反对党的任务就是监督政府。我们当然可以做最没有风险的事，以避免触怒当权者。然而，我的许多杰出同僚，从来不会对贪污舞弊课题无动于衷。我们有责任给国家和老百姓一个交代，所以总是得提高警惕、敏锐和勇敢地面对一个极度不欢迎异议者的霸权政权的打压。

第二，我国独立至今一直被巫统统治，各个部门的监督与平衡制度皆非常脆弱。一马公司丑闻就是一个好列子。一马公司在国外，至少被6个国家调查和采取法律行动，包括美国的司法部。但是，一马丑闻在我国却平安无事。就是首相亲口承认其私人户头有26亿令吉，相关的执法和监察单位也依然视而不见，只会对反对党议员提出诉讼。面对这样的局面，反对党议员别无他法，只能咬紧牙根加倍努力确保政府的滥权行径被揭发及公诸于世。试想想，如果没有潘俭伟和拉菲兹不停揭发一马公司丑闻。人民现在可能仍被蒙在鼓里。因为所有的执法机构对于一马公司丑闻都噤若寒蝉，无动于衷。

第三，由于政府的不负责任和不透明，反对党缺乏获取资料和问责的管道。要举报政府弊案的人都被逼把个人自由和事业当赌注。当然，我们还是在有限资源的情况下，做好课题的背景调查工作。可是，由于在制度失灵、政府权力过大，反对党能够准确彻查课题背景的机会往往受到很大的限制。所以，当我们接到一些举报资料，就得先做决定，要嘛就置之一旁以逃避过高的风险；要嘛就天真地相信执法单位会扮演他们的角色；或执行我们的职责，将不对的事物加以揭发，并对相关单位施压，希望他们会采取适当的行动将问题纠正。

反对党在这些事项上必须小心谨慎，不饿能对政治对手做出虚假指控。我们也要对自己说过的话负责，也要确保资料的可信度。在成功揭发了那么多的政府舞弊案件后，拉菲兹的一项小错误不应该被大众拿来讥笑，或要他或其他的反对党议员在面对政府的种种不当行径时保持沉默。在这起事件上，拉菲兹察觉到自己犯下一个错误，并马上道歉。但是，这不代表拉菲兹的提问完全没有根据。在经济低迷期间，联邦政府为什么在没有公开招标的情况下，在一个博览会上花了3千400万令吉推广首相纳吉的种种大型计划？

写下着一些，不是想博取群众的感激或赞美，更不是想为反对党找借口，而是要指出我们制度里的种种毛病。面对一个权力熏天、不负责且不透明的政府，我们需要勇敢的人不断的冒险，拆穿种种不公义的勾当，而不是扮演好好先生，因为正在洗劫国家的强盗们不会因此而手软的！

我们在2008年时没有想过执政，但就算没有经验，我们也知道可以比国政做得更好。一个拥有团推精神并且秉持能干、公信、透明原则、不窃取民膏民脂的政府，肯定可以做得更好。2007年至2015年的经济数据显示：槟城年度财政预算案年年有盈余，2008年至2015年8年来共累计了5亿7千400万令吉，远比国政过去执政50年（1957年至2007年）的3亿7千300万令吉还要多。换句话说，我们过去8辗得表现，比国政执政50年还要好！槟城的储蓄金8年来增加了近乎一倍，从8亿5千万令吉增加至16亿令吉。

过去2008至2015年8年来与2000至2007年对比，槟城的制造业投资从2000至2007年的249亿令吉增加到2008至2015年的549亿令吉。增加了87%，同时就业机会也从10万6千583个就业机会增加至12万8千317个就业机会，增加了17%。同时，失业率低至1.6%。海上养鱼业的产量也从2007年的2千714.60吨，在2015年增加接近10倍，达2万8千964.95吨。槟城的贫富悬殊的基尼系数也从2009年0.419降至2014年0.364，比起全国的尼基系数在5年内进步了13%。槟州的债务已经减少了90%，载至2015年的债务是6千900万令吉，是全国最低的债务的州属。2007年，滨州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全国排名中垫底，但经过8年的痛苦期后，我们成功雪耻，成为第一名。

比起槟城的经济表现，联邦政府的经济表现让人扼腕，联邦政府已经自1998年起连续18年的财政预算赤字，联邦政府的债务（包括或有债务）比2007年增加了几乎3倍，随着消费税的实施，债务高达8千330亿令吉；2015年的国民人均生产总值为2万7千104令吉，而槟城则是4万4千847令吉。

槟城的经济表现可以从槟州从曾经是最肮脏的州属，蜕变成为其中一个最绿化、安全、健康的州属看得出来。这不只是数据，而是人民在过去8年可以看到改变，遭废弃的房屋计划复工、“死寂”的旅游景点复兴如光大、升旗山、乔治市、槟城国际体育馆及威省现代化多用途礼堂。

最重要的是，州政府投资在教育、栽培人才。除了每年拨款给花小淡小及宗教学校达1千250万令吉，州政府也注重科学、工艺、工程及数学（STEM）的教学。为了成为卓越的科学工艺中心，我们成立了：2千万令吉槟城科学咖啡馆提供免费应用科学及机器人课程给小孩，2千800万令吉的槟城圆顶科学馆启发孩童对科学工艺的兴趣。600万令吉用在德国双元制教学与培训计划，提供德国认可的免费42个月高级双文凭学位，让学员可以在工厂一边工作一边学习。600万令吉兴建卡巴星学习中心，进行科学、工艺、工程及数学（STEM）的数学及编码。300万令吉兴建全马第一个数码图书馆。

全槟160万人自2008年开始便获得总数4亿令吉的援助金，比如每年发出100令吉给每位乐龄人士、单亲妈妈、家庭主妇、残疾人士及学生，我们也发出1千令吉治丧费、200令吉给新生婴儿、免费渔网给渔民、1千令吉给本地大学一年级新生、每年发出600令吉给德士、校巴司机、1千200令吉给三轮车夫。人民豁免地方政府的服务消费税、槟岛市政局及威省市政局全数承担，我们还全数豁免廉价屋、中廉价屋及甘旁屋的门牌税。

我们成功招商引资也导致物价高涨、交通阻塞及闪电水灾。我们不会逃避责任、也不会逃避问题。槟州政府积极地在槟城5个县属兴建2万6255个可负担的房屋。私人界也将兴建同等级数量的房屋。沃尔玛您还在等待联邦政府批准了270亿令吉的槟城交通大蓝图，连接槟城岛及威省两地的交通将涵盖铁轨、公路、空路及水路。

气候变化导致长旱及暴雨带来的闪电水灾我们欣慰地达到槟城不配水的记录。我们通过及早计划水供应管理。以获得更多水资源、在宪报公布集水区并兴建更多抽水站，这让我们得以避开很多州属面对的配水问题。尽管我们面对长旱的威胁，我们可以保证至2025年的水供不中断。

我们的宏远是将槟城转型成为创业及福利州，我们投资在基础建设，以解决三大挑战：交通阻塞，可负担房屋及闪电水灾。我们也投资在教育栽培人才以及分享经济发展的果实。这时槟城迈向团结及繁荣的蓝图成为一个创业及福利州。唯有让槟城成为一个净、绿、安、康德州属，我们才能成为国际及智能城市。

民主行动党经历了整整半世纪的风雨路依然屹立不倒，我们甚至从势孤力薄的反对党蜕变成两个州政府的执政党之一，也从铁窗逐步踏进权力中心。最重要，我们已成功证明自己的执政能力，绝不逊色当反对党的表现。我知道，民主行动党一直受到敌对阵营恶质文宣的攻击、沦为仇恨政治的无辜受害者，更不幸的是我们被政敌利用来当代罪羔羊，替他们遮盖失败和遮丑。

我们拒绝被那些玩弄种族与宗教仇恨政治的对手标签为妖魔鬼怪。他们把民主行动党当作箭靶，是因为我们拒绝放弃我们的马来西亚之梦，我们答应为马来西亚人民履行新政，期许一个更好的未来，这是我们的承诺。具理想的政党; 民主行动党之所以强大，是因为我们不依赖权力和财富，真正让我们茁壮的是理念、理想与原则。我们的火箭标志，象征着我们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政治使命，我们因相信而有力量。

民主行动党挺身捍卫公正、自由、民主、平等机会、廉正，还有每一个人生而为人的尊严；致力对抗恶法、贪腐、朋党主义和滥权，也拥抱与时并进的新想法，为3千万马来西亚人谋求促进经济民生及繁荣之道。马来西亚之梦; 民主行动党是首个全国政党，我们为马来西亚全体族群而斗争，包括马来亚和原住民；我们部分地理或州籍差异地强调沙巴、砂拉越与半岛的平等伙伴关系。这就是马来西亚的马来西亚之精神。

我重申民主行动党于2012年通过的《莎亚南宣言》所阐明的几项重点：捍卫以国家元首陛下为一国至尊及马来统治者地位的议会民主与君主立宪制度，奉《马来西亚联邦法》为我国最高法律，并尊尚《1957年独立宣言》与《1963年马来西亚联邦协定》的至高精神；依《联邦宪法》第153条纹，维护马来人、土著的特别地位及其他族群的权力；依《联邦宪法》第3及11条文，捍卫伊斯兰教之联邦宗教地位，同时捍卫其他宗教和平共存的自由；依《联邦宪法》第152条纹，尊尚马来语为国语，同时鼓励使用与学习其他母语之权力。

马来西亚人民必须拒绝营造憎恨和恐惧、进行导致人民分裂的种族身份政治。民主行动党拒绝种族政治，但明白在当下的马来西亚，我们必须跟种族性政党及杰出马来西亚人士合作。让我们拥抱一个以自由、公正、廉正、法治精神和民主为共同价值的公民身份认同，为了更繁荣、更光明的未来，以及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理想，团结起来，投身于重建一个进步、和平、繁荣、公平马来西亚的工程。

民主行动党想来致力于成为一个联合政府里的负责人伙伴。在共同合作、彼此谅解及面对对着政治现实的精神下，民主行动党仅角逐全国222个国会议席当中的51席。民主行动党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华裔或种族政党。我们是马来西亚领导的马来西亚政党，宗旨时服务全体马来西亚人，不计种族、宗教、地区和性别。民主行动党的国会议员及州议员里，就包括了巫裔、华裔、印裔及卡达山人。经济才是真正的课题;

99%的马来西亚小市民在关心什么？经济！百万买来西亚小市民，特别是巫裔小市民关心的4大课题是：消费税、一马公司丑闻、令吉大幅贬值、以及生活成本例如汽油、食油和大道收费等急剧增加。为此，我们提出一套解决方案，作为改善人民生活的新政。照顾99%马来西亚的新政; 马来西亚需要一套新政，为马来西亚劳工带来工资增长、提升技能和加强生产力和创意的条件，同时跟工商界维持良好互动的合伙关系。我们需要一个能鼓励创业又照顾到人民福利的国度，已让人人皆受惠。

我们也必须为所有的马来西亚人打造更好的公共交通、卫生、教育和房屋设施以及一个为城市、半城乡和乡区人民服务的国家。马来西亚人应该享有更好的工作、欣欣向荣的经济、富有创意及更良好的生活素质。沙巴和砂拉越及新联邦主义的新政; 过去的53年，沙巴和砂拉越面对联邦政府过度的中央集权。沙巴和砂拉越人民强烈的感觉到被剥夺的不公平待遇，民主行动党献议给沙巴和砂拉越的新政包括承认砂拉越两邦在联邦里的平等伙伴地位，以及权力和税收下放的承诺。

在联邦主义框架下，沙砂两邦将拥有更广泛的自治权，包括社区警务、卫生、教育、交通，以及相当大的税收份额，以便资助自治领域发展。新联邦主义框架也可以应用在柔佛、雪兰莪、吉兰丹和槟州。照顾青年和女性的新政; 消除社会和职场上针对女性的歧视，为职业女性设立更好的托尔设施和福利支助，对于发挥及善用女性的天分和技能有着非常大的帮助。当我国女性就业率从54%提高到65%时，我们才有可能成为一个高收入的国家。

我们相信当我们培力女性，我们其实在培力国家。要赢得人民的信任，我们就必须赢得女性的青睐。所以，我们为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保留了30%的性别固打。此外，做为一个有青年理想主义者创立和不断为青年领袖提供空间以便在各领域有所发挥的政党，民主行动党应继续成为青年的首选政党。我们必须采取设施以提高青年的收入，为他们提供更好的就业、教育和保健机会。我们必须推行正当的政策，以制造更有意义的就业机会、技能和技能训练。廉政马来西亚;

要促使新政获得落实，我们需要打造廉正马来西亚，剔除现有的盗贼政权并透过宪政改革以恢复人民权力来重建我们的民主。为了重建马来西亚，我们需要一个廉政的体制，包括干净、公平和可靠的选举、反映所有马来西亚心声和问题世界级国会、自由的媒体、独立的司法机构，以及中立和有效率的公务服务机构。政治重组;

我们现处于史无前例的时代，过去3年，伊斯兰党靠拢巫统，破坏了在野阵线的共识，导致伊斯兰党本身的分裂和民联于2015年6月解体。民主行动党与人民公正党、诚信党于2015年9月成立希望联盟。同时，巫统也面临分裂，导致土著团结党的诞生。民主行动党和我们的联盟伙伴，能否提供马来西亚人一个希望，即只要我们团结一致，我们就能克服眼前的挑战？我们没有一套具说服力的论述，以便与盟党一起赢取下一届全国大选？我们的新政能否为所有马来西亚人带来更美好的明天？我说能，我们能！

过去60年来，马来西亚始终未能实现《1957年独立宣言》的承诺，即成为世界的典范，展示我们如何在多元种族、语言、宗教、文化和文明的环境下融洽共存，并成功建设一个团结、和谐、有意义、民主、公正、进步和富强的国家。当我们到了这个转折点的时刻，我们的国家应该重新起航，保留对国家有利的政策，纠正及抛弃为国家造成伤害的措施，以达致去芫存菁、破旧立新和重新回正轨。

马来西亚重新起航行动必须注意的事项包括一下10点：掌权布城的执政联盟是一个平等的联盟，而非“主仆联盟”。独立初期，东姑阿都拉曼、陈祯禄、善班丹开创的联盟是平等的。敦拉萨、陈修信、善班丹和林苍佑医在1970年代初建立的国政亦如此。如今的国政却已沦为一个由巫统通过其霸权，一党独大，单方面决定联盟立场的“主仆联盟”。马来西亚应该成为一个正常的民主国家，选民可以通过和平与民主的方式，用选票来换政府。选民的民主意志不应受到暴乱的威胁或不民主及独裁式手段的阻扰。马来西亚当下的情况却正是如此。

依照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德宪政原则，让国会恢复为国内最高的立法和政治议院。目前，国会只是政府德附属品，立法议员甚至被禁止在国会针对一些重要的国家可以——如一马公司弊案等——提出相关的质疑或辩论。恢复司法机关德独立、公正和专业。韩国县法院有8名法官一致支持该国国会所通过的弹劾总统议案，以惩罚及贪腐与朋党行径的韩国总统。但没有人相信同样的事前会发生在马来西亚。可见人民对马来西亚的司法机构的独立、公正及专业严重缺乏信心。

一个独立、无党派立场、专业及有效率的选举委员会。在第14届大选前夕，仍有超过400万合格选民，或约1千760万合格选民总数中的25%人士，尚未登记为选民因此无权投票，这反映出选委会没有任何能力、效率和专业可言！选委会主席和委员们，是否应该为他们无能的表现问责，削减25%的薪酬呢？一个新的联邦政府，将会设立皇家委员会，彻查令马来西亚在全球恶名昭彰，涉及高达数百亿令吉的一马公司弊案。

马来西亚重新起航行动其中一个重要目标，即是全力打到贪腐、滥权及朋党主义。沙地阿拉伯国王沙勒曼访问雅加达期间，赠送给印尼官员们总值数百万令吉的礼物，其中包括特制的阿拉伯军刀、劳力士手表、金制的圆珠笔和钻石戒指等。印尼反贪委员会因此下令所有相关的印尼官员须在30天内申报他们所得到的礼物。为何我国的反贪会却没有下达同样的指示，要求所有大马官员也申报他们在萨尔曼代表团访问马来西亚期间所收到的礼物呢？

马来西亚应该是一个有条件让国内专才各展其能，各施其才，以便在所有领域充分发挥潜力的国家。61年前，韩国在政治山和经济上，都比马来西亚落后许多。当马来西亚在1957年独立时，韩国人均的国内生产总值甚至不到我国的一半。但今天，韩国是世界上最富有和最先进的国家之一，他们的人权及民主进程甚至已经到达可以弹劾总统的阶段。马来西亚究竟出了什么问题？落实《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确保砂拉越与沙巴在马来西亚国家体制内享有平等的关系和地位。

今天的马来西亚，不但没有成为一个汇集多元民族、文化、文明和宗教的世界典范，反而沦为更加分裂及两极化的国家。66年前，即1951年，巫统创始人拿督翁惹化曾建议巫统向非马来人敞开大门，结束建基于种族性的单元政治。但他的建议却被当时的巫统认为太“超越时代”，导致他最终离开巫统。51年前，即1966年3月18日，民主行动党正式成立。我们致力于打造一个不分种族、宗教或区域，真正民主、繁荣、公平的马来西亚。

我们同样被告知这是太“超越时代”的想法。31年前，即1987年12月，我在茅草行动下，被内安法令扣押吉隆玻峇都地区某扣留所60天。某天，一个高级官员前来通知我，我将被正式扣留两年，并会被遣送甘文丁的扣留营。该官员告诉我，即便民主行动党的原则和政策对国家有利，但却因为太“超越时代”，可能需要在经过一代人的时间，才会被普遍接受。在独立61年及马来西亚成立55年后，让马来西亚重新起航的考虑点远远超过以上10项。但为有让希望联盟在第14届大选中，彻底地将纳吉、巫统及国政逐出布城后，我们才有可能展开这项艰难但必须的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