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y: August 5, 2018

我们有统计数据和实证显示，大马选举委员会在新建议的国会和州议席重新划分后，只有一个赢家。只要有可能，巫统的边缘席位就会获得加强，而反对党赢获得边缘席位，就会因为国阵得中坚支持者从毗邻选区迁移过来而被削弱。无论如何，选委会不仅是国内唯一能登记新选民得机构，同时也可以主动拖延和阻止新选民的登记。

截至2017年4月，马来西亚共有1千760万名选民。可是，当中只有1千340万人登记，其余的420万人仍然被褫夺了权力。这意味着如果今天进行选举，每4名成年大马人当中，就有1人无法履行在宪法下被赋予的权力。选委会正在尽最大的努力减缓新选民的登记，而不是与各造进行合作与协调，增加选民登记的人数。

首先，选委会从2013年开始，就停止委任来自政党的助理注册管协助选民登记工作。在上一届大选之前的2011年和2012年，分别有5千720人和4千777人受委为助理注册管。迄今，助理注册官的数目已经微不足道，同样的任务却未有任何机构代为执行。其中的冲击和所带来的差别立竿见影，仅在2011年，就有102万3千170名马来西亚人登记为新选民；

然而，从2013年至2015年的3年间只有61万7千254人登记为选民，或者是平均每年只有20万5千751人。以这个速率而言，未登记选民人数将只会以倍数增加，因为每年都会有超过50万新合格的选民，而且在增加中！由于各政党都不能够委派代表成为助理注册官登记选民，选委会告诉我们，他们能委派该会的官员协助我们进行选民登记运动。

无论如何，选委会提供的这种协助附带许多限制条件，例如不能安排预约晚上，以及不能在夜市场或露天集市进行。破坏民主进程; 尽管面对这些限制，但民主行动党仍然积极与选委会配合，在舒适且有冷气的购物商场进行选民登记运动。可是，令我们失望的是，即便已在正式或非正式的提醒选委会提供足够的表格，但选委会的官员在“被指示”下只携带数量有限的表格。结果，我们在购物商场进行的选民登记运动往往被迫提早结束，令数以百计的合格选民无法登记而失望不已。

如今，选委会甚至取消我们已计划好的选民登记运动，理由是他们必须专注处理反对建议中的选区重新划分事宜上。即使我们随后要求那些未登记为选民者前往最靠近的邮政局登记，我们也常听到投诉指缺乏表格，这是不可理喻。选委会的做法显示他们的无能和不负责任，即确保合格选民可以行使在宪法下赋予他们投票的权利。最糟糕的是，他们显然是在破坏民主进程，剥夺这些选民的基本权利。

这是因为所有年轻的选民都对巫统和国阵不具忠诚度，这些选民在过去的选举中，绝大多数是倾向反对党。如果选委会不能自主地履行职责，那么它应该开始行驶其权力，在全国委任数以千计的助理注册管执行任务。选委会最好牢记他们在满是蠕虫的官方网站（malwareinfested website）中开宗明义写着的“使命”，即“支持议会民主制度和保障公民投票权”，以及“自由公平地管理、监督和有效地实行自由和公正选举”。选委会应该停止像巫统的追随者般，意欲操纵选举结果。

拖尼布莱尔（Tony Blair）的回忆录让我着迷和喜爱之处很多，其中包括这几个字：资讯自由（Freedom of Information）“这无害的4个字。我一面写一面看着它们，真相大力地摇着头直到它从我的肩膀掉下。你这个白痴、天真、愚蠢，不负责的笨蛋。根本没有任何文字足以形容你的糊涂程度。”布莱尔称它为“一种彻底损害明智政府的事情。”

他也预料某些自以为是的人士会抗议。他沉思道：“哦，他想要秘密政府，他想掩盖政客的丑恶不道德行为，并且不让‘人民’知道这些政客以他们的名义做了什么。”在这一点，我不确定槟州或雪兰莪州政府是否对他们在两州落实《资讯自由法令》（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的决定感到后悔。我宁可相信雪槟两州的立法者仍然坚持他们之前的行动。革命性的文件

事实上，把槟城《资讯自由法令》形容为革命性和演进性的文件不能并不过为，且容我解释为和那么形容。槟州的《资讯自由法令》是革命性的，因为一个盛行保密、议员的问题时常被国会以“国家机密”为由置之一旁以及国家医院会在国外被指控“暴露国家机密”而被捕的国家里，《资讯自由法令》的确算是槟州和雪兰莪政府的激进变革。我们别忘记，在槟州落实此法令的初期，前州法律顾问也反对该新法令，声称它违法联邦宪法。不过州政府坚持对能力、问责和透明（CAT）的承诺，确保槟城终于在2012年通过了《资讯自由法令》

当我们谈到《资讯自由法令》，我们需要牢记一个重要对比，那就是在马来西亚境内，槟州和雪兰莪州远远超越其他州及联邦政府。在槟州通过《资讯自由法令》4年后，除了雪兰莪，并没有任何州政府乃至联邦政府效仿及落实这样的法令。事实上，在联邦的层面，情况似乎正在恶化，各种严刑峻法不断被落实，以加紧钳制人民的自由。演讲式的文件

与此同时，槟州的《资讯自由法令》也是一份演进式的文件，而就是说，它仍在调整、变化及演进。就像任何法律一样，《资讯自由法令》应该切合时代，但这也意味着，槟州的《资讯自由法令》并不是一份完美的文件，难免会有弱点。阳光计划（Sinar Projek）的朋友，比较了槟州和雪州的《资讯自由法令》，并且对它们的优缺点作出精彩分析。我认同他们的结论，即槟州所制定的《资讯自由法令》面临三大挑战：发布义务、豁免的范围、获得的成本。资讯自由：一种文化

在设计政府资讯时，我们需要从保密文化转变为公开的透明的文化。然而，这种文化思维的转变，在处理信息时必须拥有负责人的态度及成熟度。一旦资讯能够被免费获取，政府就可以轻易地被审查，甚至受到惩罚。然而，对于那些滥用免费资讯。拥有狭隘政治议程的非政府人员来说，事情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在此，我引述布莱尔对《资讯自由法令》的反感。他的政府在2000年时，根据工党的《1997年选举宣言》，推出了这项法案。他对《资讯自由法令》的爱恨可以通过回忆录那么理解：“事实上，《资讯自由法令》在大多数情况下，并没有被人民使用，反而被记者（或恶意反对着或其他人）使用。对于政治领导人来说，这就像是一个用棍子打你头的人说：‘嘿，试试用锤子来敲’。这些资讯不是为了满足记者的好奇而发布，也没有在发布后增长了人们的知识，它只是被当作武器使用。”这种文化的变化，必须是全面的，不论是在政府还是公众方面。资讯自由不应该成为攻击或操纵他人的武器，而应该成为加强问责能力的工具。

与国际上的同行相比，我们的国会公共账目委员会（Public Accounts Committee （PAC），简称公账会）在改革和成效方面仍然落后。首先，67%的共和联邦国家的公账会主席一职，是由反对党成员出任，而不是由执政党成员出任。有的国家视为惯例，有的国家则在议会常规或法律中明确规定。。

显然地，他们那么做是要确保政府的开支，受到更严格的审查。来自执政党的代表，将无可避免地背负着利益冲突包袱，以免让执政联盟难堪的。但若是由反对党议员担任公账会主席的话，将可以确保一个大多数成员仍来自执政党委员会得到必要的制衡。不幸的是，对于马来西亚的国会来说，其惯例仍是由国阵选出一名代表出任公账会主席，即便反对党不但要求国会采纳上述国际标准做法。看来，国阵政府在决定实行消费税政策时，它很乐意引用所谓的国际标准，但当涉及民主规范时，却选择视而不见。

幸运的是，在雪兰莪州，我们修改了法令，规定雪州公账会主席一职必须由反对党领袖担任。然而，当时的雪州反对党领袖，宁愿辞去其反对党领袖一职，也不愿意担起公账会主席一职，让我们感到震惊。很明显，国政宁愿牺牲任何可以制衡政府的角色，也不愿参与任何能够确保政府行政具透明度和问责制的程序。

公开听证会; 其次，有四分之三的共和联邦国家公账会的听证会是公开进行的，而且全程让媒体采访。讽刺的是，几乎所有的非洲共和联邦国家（African Commonwealth Contingent），尽管他们经常被嘲笑为较不发达的国家，他们的听证会确实公开地进行。如果国会会议可以向民众开放，为什么属于国会的一个委员会的听证会，却不能对外公开。如果是讨论国家的机密课题，以例外的方式处理可以被接受，然而，这毕竟不是常态。

为何关系到精明网络计划（1 Bestari Net）、国家养牛中心、吉隆坡第二国际机场计划，或者是一马公司丑闻而召开的听证会，都不能够公开进行，毕竟这些案件都没有涉及到任何国家安全问题。受传召者当然可能会敢带非常尴尬，并且可能有损特定部长的声誉，可是，这并不是公账会所应该担忧的事。此外，公众对诉讼工程的监督，见能确保受委的公账会成员，能够更加勤勉地去履行他们的职责。

最后，我们应该让国家总稽查署在国会辖下成为一个独立的单位，而不是一个指向财务部长负责的稽查部门。这将确保和维护该部门的独立性，不论哪一个政党执政，以及由谁出任部长。例如，英国的国家稽查署就极力维护其独立性，他们坚称“我们不是公务员，不必向任何部长报告”。此外，马耳他的总稽查司不只是“众议员的官员”。他是“总统根据众议院的议决所任命，并且获得至少三分二的众议院的投票支持”。

如果我们的公账会没有进行这些改革，我们将永远无法有效地去追究政府的责任。假使我们能被赋予这种权力的话，公账会就是能够发挥应有的效能，已提升问责制。

安顺国会协调官暨安顺市议员吴家良于2018年8月5日发布媒体文告：（安顺5日讯）安顺国会议员政治秘书吴家良日前受邀出席安顺马结街芭尾玄武宫举办的关帝圣君宝诞庆典，他在致词时表示安顺国会议员服务团队会不时向选民交代国会拨款的用途与去向。

安顺国会协调官吴家良表示，对比起前朝国会议员在去年获得中央所分配的800万（100万国会议员拨款，600万 Program Mesra Rakyat拨款，100万部长拨款）的选区拨款，希望联盟政府在面对经济不景、国债高筑的困境下，国会议员一年只被分配50万的拨款。

国会拨款数额上的减少，必然让众议员对于所拨出的每一笔款项更加谨慎斟酌以确保款项真正起到服务人民的作用。由于我国目前面对一马公司贪污丑闻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加上债台高筑导致经济至今仍处于低糜状况，也是安顺市议员的吴家良冀望选民对于国会议员拨款数额上的减少可以给予更多谅解，让新上任的希盟政府有更进一步的改善空间。

由于拨款数额有限，一向来注重教育尤其是华教的安顺国会议员倪可敏已经交代其政治秘书吴家良将其有限的拨款着重在教育用途。从6月至今，安顺国会选区的拨款多数已用在学校或教育机构上。已经获得拨款数额的教育机构或学校包括县教育局，三民国中，三民一校，中华小学，Natesa Pillay淡小，Ladang Sungai Timah淡小。

安顺国会议员团队也会在近期继续前往探访各学校，以给予适当的协助。毕竟俗语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另外，吴家良坦言道安顺一所接近60年的的马来乡村国小，校舍相当陈旧，没有礼堂，祈祷室没有厕所，其教室地板更出现破洞，这种教室状况将让小学生在走动时容易跌倒擦伤，具一定的危险性。

不仅如此，该校校长在知晓国会议员服务团队的探访后表示惊讶，更坦言道在政党轮替之前从未有国会议员服务团队收到信函后迅速地亲自前来学校访查。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吴家良质问道，前朝国阵政府执政60年，为何连一所国小都会面对如此窘境。当然，希盟政府与前朝盗贼政府不一样，所以目前安顺国会议员服务团队已正在处理着该校拨款，希望很快就能为该校捎来好消息。

在玄武宫的演讲词里头，也是倪可敏政治秘书的吴家良表示，过去大马人民在教育上所面对的种种不公和令人乍舌的现象的确彰显出前朝政府对于教育重视度的不足。所幸马来西亚人民在全国第十四届大选做出了明智的抉择，帮助国家实现政党轮替，让庸腐无能的政营下台成为在野党，以让如今的希望联盟政府能够实施惠民及启迪民智的政策，更有效地协助各大源流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