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选择，总是让人孤独。认识维兴，是多事之秋的2001年，在理大华文学会迎新夜。原本对崭新的大学生涯兴高采烈的期待，在维兴汇报马华公会收购南洋报业最新进展后，一下子沉重下来。返宿舍那夜，开始尝试用一个大专生的身份，思考人与自我、社会、国家关系，辗转难眠。加入理华这个圈子，让很多的我们成为现在的我们。这个组织的人与事，让我检验自己在大众传播讲堂里抄写的批评理论，究竟自己相信多少、愿意用什么代价去实践它。理华这个圈子有形形色色的人，但外界总流传着一种不知是褒是贬得称号——“理华人得款”。我想，那应该是主流眼光里格外突兀的性格或形象。
维兴是理华人、是我的学长，也是我毕业后第一份工作的同事。我们对政治、社会的一些想法，源自理华圈子里磨出来的默契。如今回想，在离开象牙塔后那个“理想”与“现实”直接碰撞的非常阶段，我庆幸维兴从旁引导，好让我不至于迷失、泄气。或转当一个愤世嫉俗、什么都不相信、只求打倒一切的犬儒。3.08政治海啸后，维兴离开报界，创建政改研究所，肯定是他人生中重大的转捩点。选择与主流对抗，就要付出孤独的代价。对抗媒体垄断，出路就越狭隘-；投身在野党的智囊团，在伪洁癖的本地媒体圈里，算是自绝后路了。
身为近距离观察政治的评论员，我们都熟悉政客的嘴脸、政党的样貌。但现状不会因为因为透彻的分析而自动变得更好，改变总要从某个地方开始。我们厌恶巫统的种族主义、抗拒伊斯兰; 党的政教合一、担忧公正党继承巫统的基因：我们不要本地政治的土壤只剩下种族或宗教的论述。只是，改变的起点在哪里?从这个脉络，维兴在政改研究所的角色与工作，意义非凡。政治不仅仅是舞台前的催人气、拼声势，或面书里的粉丝和按赞，还包括握紧拳头高喊空洞的口号、动辄挑战首相辞职、动议部长减薪十元，而是有能力提论据、摆事实讲道理，在议会与政敌交锋辩论。在野党不能只是玩弄民粹，不能只是反对而反对、经得起检验的政策论述。
在野党资源不多，这条路本不好走。在野党内栏人多，路就更难走了。因此，维兴用马来文，为国家争之注入理性的政策论述，意义深远，惟难度更高，俨如孤独的开荒牛。在那个没有掌声、知音稀少的地方，面对沉重的压力、在一个勾心斗角的政党里撑住一个可以做点实际工作的空间，这种孤独和无力，可想而知。
也因为这样，我尝试体谅他偶尔谈课题时不经意流露的强烈感受，甚至夹杂一点点的情绪。但可贵的是，维兴在那个马来政治精英的环境里打滚，让他有能力提出中文圈在议论课题时未想过的角度，甚至盲点，反映不同语言圈子的分歧与差异，有助我们找到交汇点，不至于各讲各的，也各爽各的。3.08后说好的“改朝换代”多次落空，而安华5.05后只身昂首入狱，维兴的前路，肯定更黑暗更孤独了。而我只能这样说，但愿孤独的人更强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