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60%低收入群及整体经济而言，再多的一马援助金都不必全面的经济政策来得重要。巫统的部长们真可笑，竟然以为受惠者不知道状况。马哈迪痛批一马援助金形同贿赂，引来巫统部长和领袖的强烈反弹。在巫统人的思维里，一马援助金的受惠者对手向纳吉与国政政府满怀感激，也因此回地马哈迪的批评感到失望。在消费税实行之前，一马援助金确实为巫统的形象加分，也让巫统在2013年的大选赢了不少选票，但是换做今天就是另一回事了。
许多马来西亚小市民现在都抱着以下的想法，看待一马援助金：第一，一马援助金是公帑，受惠者没必要像前面两三年般感激纳吉、第二，在消费税和物价上涨的负担下，一马援助金就让拆东墙补西墙，对于家庭收入没有太大的帮助、第三，小市民更希望有一份体面的工作，赚取体面的薪资，尤其是当下的就业环境难以找到体面的工作机会。相较于一马援助金，有尊严的工作才是生活的保障。
2011年7月，民联率先提出了一套全面的经济规划，让纳吉不得不付诸回应，一马援助金因此在草率和粗糙的决定下诞生。我当时是民联政策委员会的成员之一，我们主张提升马来西亚60%低收入群的经济能力，进而带动整体经济的发展。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欧美国家的需求放缓使到马来西亚出口业遇挫，转向依赖国内消费让经济增长。然而放长远来看，庞大的家庭债务和利息让国内消费难以持续永续性。民联2011年拟定的经济政策，皆在落实一个以60%低收入群为主的经济改革，寻求更符合永续性的经济增长策略。
我们建议了3套经济改革的措施，增加60%低收入群的实际收入与可支配收入，将马来西亚的经济带往更高的层次。第一套措施——收入与生产力援助金无法取代实际的经济政策，创造具备体面薪资的体面工作。马来西亚的经济难题在于如何减少信赖廉价非技术劳工，以及如何推动产业走向机械化与自动化，减少人力需求之余，也让雇员享有更高的待遇。政府扮演重要的角色，带领我国的产业追求高生产力（透过自动化与提升）、高技术、高薪资的良性循环，避免陷入低生产力、低技术、低薪资的恶性循环。
第二套措施——社会开支; 做好房屋、公交及医疗这3个事项，政府责无旁贷。大多数60%低收入群中的小市民，都把大部分收入和储蓄耗在房屋、交通及医疗。如果他们能在这方面减少开支，却享有同样甚至更好的生活品质，他们将会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消费在其他事项，除了让自己增值，也提升整体经济。政府与官联公司不应该扮演卖房的发展商，而是体面社会的提供者。我国最庞大的几个发展商中，竟然不乏以营利为目标的官联公司。在交通方面，政府该做的不是卖车，而是建设一个低收费、高效率的全国性公交系统，不仅仅是那种让承包商比民众更受益的巴生谷捷运。买车，以及随后的维修和汽油，都占了家庭开支的很大一部分。如果低收入群可在汽车和交通减少支出，这同样会让他们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消费。
政府也必须搞好医疗服务。我国营利的私立医院，很多都是有管联公司拥有，包括国库控股、森那美及KPJ。政府走双轨制，让公立医院人才流失和素质下降，更多马来西亚小市民被迫花费在私立医院。看到小市民要靠贷款缴付医药费，不禁感到非常心酸，这批债务也得耗个几年偿还，同时减少了他们的可支配收入。所谓再穷不能穷教育，许多小市民都不吝花钱在孩子的教育费，包括学校和补习中心。提升功力学校的教育品质，降低对补习中心的需求，是政府可以进一步探讨的可能性。第三套措施——打破垄断和寡头垄断; 在为60%低收入群提高可支配收入的同时，政府的另一个挑战是打破垄断。
举例来说，研究发现相较于其他亚洲国家，马来西亚人民得花更多费用在网络数据及手机通讯，才能享有同等的服务品质。从米到糖，再到收费大道，我们的日常生活都离不开垄断和寡头垄断的影响。称职的政府必须时时刻刻与人民同在，而非屈服于大财团。打破垄断和寡头垄断，也有正面的经济意义，因为60%低收入群有了更多的可支配收入后，就会消费在本土经济（而不是购买进口手提袋），造福整体经济。2011年，民联政策委员会研拟了上述提及的经济改革政策，加强了60%低收入群的收入及可支配收入，纳吉随后推出一马援助金作为回应。
一马援助金和“钱是万能”的概念确实可行，让国政巫统在2013年大选得以保住政权。不过，随着工作越来越难找、生活开支日渐提高、消费税及其他挑战，一马援助金的政治效果已经无法在纳吉身上奏效。现在是时候提醒所有马来西亚人民，包括一马援助金的受惠者，与其要求更多的援助金，不如追求一个全面和深谋远虑的经济政策。更准确来说，援助金不必一份具备体面薪资且有尊严的工作来得有保，而每位马来西亚人民都深知这个道理。
